梦寻勺圃(4)
2023-05-15 来源:文库网
此时此刻，榆庄静悄悄，榆庄平淡淡。谁知道，隔着岁月，这儿也曾经藏龙卧虎！
生活过，就是生命；存在过，就是永恒。如果你认为追怀是虚幻的，那么榆庄内的老宅以及榆庄村西的老林，则早已先于我的追怀而将一切尘封。我相信，历史一定是以历史的自信储存记忆的。今天，这记忆只是有选择的复活了一小部分，仅此一丝亮光，已经再现了绝代风流的奇异。
同治十年辛未，吉羊之岁，七月炎夏，那份酷热与酷热中的葱绿，一定依如今世。在这个不缺水草的月份，一个羊命的婴儿降生。无须看“八字”，溥原公与陈夫人便对长子的降生抱了极度的乐观。
这一年，卓堂公亦晚年得子。张伯英一出世，就有了一个同庚同运的小叔叔，这就是张从仁（云生）。张从仁的不幸是，出生不久，生母去世；而他的幸运则是，大嫂刚生了侄子，一乳哺二婴，叔侄有如双胞胎一样，得到了最温馨、最公平的呵护。
诗礼之家，经书启蒙，张伯英与张从仁从牙牙学语开始，就被一种浓浓的书香与淡淡的槐香吸引着，步入了耕读互济的人生设计。
张伯英诞生后，又有三个弟弟相继出生，他们分别是铭让（仲警）、猷让（叔庚）、循让（季遵）。这个家庭，祖父与父亲出仕在外，祖母金太夫人卧病，四个姑姑待字闺中，故全家上下，只有伯英之母陈夫人主政。遥想当年，她才是个二、三十岁的女子，却自觉以《朱子家训》为参照，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自奉俭约，法肃辞严。张家虽佃田百亩，不愁吃穿，谁若抛洒一粒粮食，她都要立予训斥。待儿子们依次进到私塾读书，除完成老师布置的课业外，她还要日日耳提面命，进行忠、孝、勤、俭的教育。“母教”，是张伯英兄弟的人生启蒙。
清光绪元年（1875）乙亥，张伯英五岁，与其叔父张从仁入村塾读书。两个五岁的娃娃走入课堂，书包里除了《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及《论语》等课本外，还有一方沉甸甸的石砚。这方石砚是张伯英祖母金太夫人的奁中之物。秘藏多年，终于等到了幼子、长孙双双入学的吉祥时光。砚为钟式，背镌梅花鹿、灵芝草及万字，暗寓“福”、“禄”、“寿”三愿。这方砚，由张伯英叔侄二人共用，陪他们走过了十年寒窗、两度科考，一直到1938年日寇占领徐州，家中文稿荡然无存，此砚仍在榆庄家中幸留。后人解读金太夫人赠砚的爱心与苦心，或许是人生宿命早已规范了张伯英这个书法巨擘的沉浮行藏。
村塾学童的生活，无趣而漫长。所幸，张伯英读书成瘾，写字有癖，到十岁时，他临写颜鲁公《勤礼碑》已经有模有样。春节将临，他随父亲溥原公去从叔幼卿先生家中拜会，适见幼卿先生正在书写春帖。初生牛犊不怕虎，伯英遂效其笔势，一挥而成，点划成阵。两位长者（其实才年届而立）亦颔首称许。
清光绪九年（1883），张伯英十三岁。七年多的寒窗苦读，他已经将四书五经吟诵如流。这一年，宿儒王蕴山担任了他的经史导师。在学识拓展的同时，他的书法功力亦日渐深厚。一个偶然的机会，张伯英随母亲去外祖父家省亲，在外叔祖陈逊斋先生处，他意外获赠了《清河书画坊》一书以及明代书法名家王铎书法屏条一幅。一书一屏，让张伯英展玩不厌。小小年纪，他已经明白：艺无止境，天外有天。从此，他练习书法更加刻苦而自觉。
生活过，就是生命；存在过，就是永恒。如果你认为追怀是虚幻的，那么榆庄内的老宅以及榆庄村西的老林，则早已先于我的追怀而将一切尘封。我相信，历史一定是以历史的自信储存记忆的。今天，这记忆只是有选择的复活了一小部分，仅此一丝亮光，已经再现了绝代风流的奇异。
同治十年辛未，吉羊之岁，七月炎夏，那份酷热与酷热中的葱绿，一定依如今世。在这个不缺水草的月份，一个羊命的婴儿降生。无须看“八字”，溥原公与陈夫人便对长子的降生抱了极度的乐观。
这一年，卓堂公亦晚年得子。张伯英一出世，就有了一个同庚同运的小叔叔，这就是张从仁（云生）。张从仁的不幸是，出生不久，生母去世；而他的幸运则是，大嫂刚生了侄子，一乳哺二婴，叔侄有如双胞胎一样，得到了最温馨、最公平的呵护。
诗礼之家，经书启蒙，张伯英与张从仁从牙牙学语开始，就被一种浓浓的书香与淡淡的槐香吸引着，步入了耕读互济的人生设计。
张伯英诞生后，又有三个弟弟相继出生，他们分别是铭让（仲警）、猷让（叔庚）、循让（季遵）。这个家庭，祖父与父亲出仕在外，祖母金太夫人卧病，四个姑姑待字闺中，故全家上下，只有伯英之母陈夫人主政。遥想当年，她才是个二、三十岁的女子，却自觉以《朱子家训》为参照，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自奉俭约，法肃辞严。张家虽佃田百亩，不愁吃穿，谁若抛洒一粒粮食，她都要立予训斥。待儿子们依次进到私塾读书，除完成老师布置的课业外，她还要日日耳提面命，进行忠、孝、勤、俭的教育。“母教”，是张伯英兄弟的人生启蒙。
清光绪元年（1875）乙亥，张伯英五岁，与其叔父张从仁入村塾读书。两个五岁的娃娃走入课堂，书包里除了《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及《论语》等课本外，还有一方沉甸甸的石砚。这方石砚是张伯英祖母金太夫人的奁中之物。秘藏多年，终于等到了幼子、长孙双双入学的吉祥时光。砚为钟式，背镌梅花鹿、灵芝草及万字，暗寓“福”、“禄”、“寿”三愿。这方砚，由张伯英叔侄二人共用，陪他们走过了十年寒窗、两度科考，一直到1938年日寇占领徐州，家中文稿荡然无存，此砚仍在榆庄家中幸留。后人解读金太夫人赠砚的爱心与苦心，或许是人生宿命早已规范了张伯英这个书法巨擘的沉浮行藏。
村塾学童的生活，无趣而漫长。所幸，张伯英读书成瘾，写字有癖，到十岁时，他临写颜鲁公《勤礼碑》已经有模有样。春节将临，他随父亲溥原公去从叔幼卿先生家中拜会，适见幼卿先生正在书写春帖。初生牛犊不怕虎，伯英遂效其笔势，一挥而成，点划成阵。两位长者（其实才年届而立）亦颔首称许。
清光绪九年（1883），张伯英十三岁。七年多的寒窗苦读，他已经将四书五经吟诵如流。这一年，宿儒王蕴山担任了他的经史导师。在学识拓展的同时，他的书法功力亦日渐深厚。一个偶然的机会，张伯英随母亲去外祖父家省亲，在外叔祖陈逊斋先生处，他意外获赠了《清河书画坊》一书以及明代书法名家王铎书法屏条一幅。一书一屏，让张伯英展玩不厌。小小年纪，他已经明白：艺无止境，天外有天。从此，他练习书法更加刻苦而自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