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马：荒谬的苦难哲学(3)

其次，对制作苦难的人来说，也要有最低限度的容忍。我们知道，身被诸苦成就不凡事业的人有一个独特特色就是，牺牲他们以为价值较低的目标来造诣他们认为价值更大的目标。但这种牺牲也得有一个限度，个别来说，不能剥夺他们的生命，因为生命是发明所有价值的基本。仁人志士能够不顾及自己的生命，但如果牺牲了生命也无法换取更大的目的，这种牺牲就变得毫无意思。在生命顾全的条件下，牺牲者必需要能得到最低限度的“自由”或者叫“牺牲的自在”。“文王拘而演《周易》”当然是历史佳话，但我想，商纣王的监狱里必定没有牢头狱霸，否则，保命尚且不暇，哪里顾得上推演八卦?进而阐明大殷帝国，尤其是?里监狱当局的管教干部具备最少的人文素质，否则，怎么能容许一个朝廷要犯在监狱里搞迷信研究？孔子毕生流离失所，晚岁退而作《年龄》，乱臣贼子惧，但春秋诸国都没有惨无人性的户籍轨制，否则，孔子就有可能被当作“三无职员”收留劳教——即便写出《春秋》，也可能因涉嫌“泄漏国度秘密”被机密监禁；（ ）孟姜女不满秦帝暴政，千里寻夫，哭倒长城八百里，成为中国最早的抗暴好汉，但如果孟姜女还没有哭就被切断喉管，她怎么能成为死气沉沉时代的首席女高音？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断然挂冠归乡，写下一系列喜闻乐见的隐逸诗篇，但自己自述尚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如果土地收归国有，屋宇又面临强迫拆迁，恐怕他白叟家也难吟唱“归去来兮”；方孝孺遵守儒家经典教义，拒不草诏，被灭门十族，磔裂于市，但如果朱棣让他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他就没有方法以死来实现他的节烈美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