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府风云 明代丽江木氏土司(4)
2023-04-08 来源:文库网
(倪蜕辑，李埏校点：《滇云历年传》卷12，第528页，“丽江土府，元、明时俱资以障蔽蒙番。后日渐强盛，于金沙江外则中甸、巴塘、里塘等处，江内则喇普、处旧、阿墩子等处，直至江卡拉、三巴、东卡，皆其用兵力所辟。蒙番畏而尊之曰萨当汗。”)
关于木氏出兵滇西北藏区的目的，目前大多数学者认同的观点是扩张势力范围。如前辈学者王恒杰认为“木氏土司在换得明中央王朝的信任之后，便开始向外扩张和进行军事征服”(王恒杰：《迪庆藏族社会史》，第52页，中国藏学出版社，1995年。)；纳藏关系史研究专家赵心愚教授认为“木氏土司用兵藏区也有防止相邻藏区地方势力南下骚扰掠夺的目的，但从其深入藏区的程度和主动进攻来看，主要目的应是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赵心愚：《纳西族与藏族关系史》，第250~251页。)；藏族学者冯智、纳西族学者杨福泉(杨福泉：《纳西族与藏族的历史关系研究》（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第69页，2001年打印稿，云南大学图书馆藏。)等人也持这一观点。而笔者认为不论是木氏主动进攻，还是其势力深入康南藏区，都可以视为扩张的表现，但是这种扩张只是一种表象，因为木氏并不是为了扩张而扩张，其最初的、最深层的动机和目的，是为了获取功名，以此密切与明王朝之间的关系，从而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其核心是通过自身的努力，以保有世官世爵。
动机除了前述的原因外，在木氏传世的诗文和相关文献记载中也有充分的体现，如“辑宁边境自天来，跪捧黄章向北开。金画滚龙蟠御字，玉音玺篆焕云雷”(木公：《嘉靖恩赐“辑宁边境”字》，载（乾隆）《丽江府志略》下卷《艺文略》。)，表现了木公因克番有功而获得朝廷褒奖的欣喜心情；“功不著不足以成名，德不显不足以立身。盖功忠于君也，德孝于亲也。惟忠可以懋功，惟孝可以懋德。贵而能忠，保其世爵；富而能孝，守其世官。四海中外，忠孝大节，卓为天下轨。由于是，福祚光辉，荣华绳绳相继，世不歇矣！岂不创之逸志乎？！岂不感人之善心乎？！……木氏世世代代为明国藩篱，一方重镇，滇南鸡犬不惊，军民安妥，聊有赖欤。以表人臣丹心，寝室不忘之意，子孙束此敕赐‘诚心报国’起花金带，世守丽江，巍巍然如北岳之高，洋洋然如□江之远。铭石于此，为遗后裔。
诗曰：诚心报国家，男儿佩宝剑。双挥风雨忙，独舞鬼神垫。豪气边疆宁，寒光牛斗掞。石门锁钥坚，世作大明坫”(木高：《大功大胜克捷记》，载《云南史料丛刊》卷7，第289页，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不仅体现了木高在藏区获胜之后得意的心情，还揭示出木氏强烈的功名利禄思想。即功是成名之基，是忠君的体现；德是立身之本，是孝亲的表现；忠孝可以立功立德，保有世爵世官，不但本人可享尽荣华富贵，而且可以光耀门楣；克功和忠孝可以促进家与国的良性互动，忠于朝廷与世守家业是紧密相连的，因而告诫子孙要诚心报国，世保家业。木东“临革呼玉龙君（子木旺），孜孜戒以保家报国，语不及他，竟倏然逝”，木青“居常以忠君报国为念”，(冯时可：《明丽江木氏六公传》，载《云南史料丛刊》卷5，第559页。)都是木氏重视与明王朝关系、力图保有家族政治地位的反映。
明王朝对木氏出兵滇西北的目的自然了如指掌，对木氏的心迹亦心领神会、心照不宣。滇西北藏区自始至终是明王朝控制的薄弱区域，忠诚的磨些土官木氏通过自己的努力控制了这一地区，并将其稳固下来，减少了明王朝西南边疆面临的威胁，这甚合中央王朝的意图。所以明王朝仍然将木氏在藏区的军事活动定位为“辑宁边境”、“西北藩篱”，诰称木公“效力输忠，辑宁边境”，赐玉音“辑宁边境”四字；诰称木高 “诚心报国，割股奉亲，化行边徼，威镇北番，以德其名，忠孝两尽，因才而誉，文武兼全”，赐玉音“乔木世家”四字； 诰称木东 “奉命专诚，能用文而济武。诚心报国，克移孝以摅忠”，赐“西北藩篱”四字； 诰称木旺“性生忠孝，才裕武文，竭力御蕃”。(《皇明恩纶录》，隆武二年重刻本，云南省图书馆藏本。)所以万历三十一年（1603），当税使内监杨荣欲责丽江土官退地听采时，巡按御史宋兴祖奏疏：
“窃以丽江自太祖令木氏世官，守石门以绝西域，守铁桥以断吐蕃，滇南藉为屏藩。今使退地听采，必失远蛮之心；即令听谕，已使国家岁岁有吐蕃之防。倘或不听，岂独有伤国体？”(《明史》卷314《云南土司二》。)明王朝以边疆稳定的大局为重，对木氏的行为不予追究。木氏所为已经远远超越了明朝授予其防守石门和铁桥的职责，如果不是基于对木氏的了解，纵然有巡按御史的奏议，朝廷不可能对木氏不有所警惕。
再者，木氏多次输金助国。据《木氏宦谱·文谱》记载：万历十一年（1583），西寇叛乱，木旺助饷银1000两；万历十二年（1584），朝廷征缅，木旺再助饷银2000两；万历二十五年（1597），木青助饷银4000两；万历四十六年（1618）辽阳大警，输银10000两；万历四十八年（1620）助银1200两；天启二年（1622）捐银1000两；天启五年（1625）助银1000两；崇祯十年（1637）又助陵工及银500两。在国难当头、国库空虚之时，木氏能挺身而出，果断地输银助饷，为中央政府出力分忧，输忠效诚，这也是木氏家族忠君报国传统的一贯表现。木氏也因此多次获得朝廷的褒奖：授木旺正四品、中宪大夫、世袭知府，诰称“恪守官常，修尔戈矛，克笃从王之义，保滋民庶，尤征驭众之才，捍多劳，专诚允称，厥功茂矣”；
关于木氏出兵滇西北藏区的目的，目前大多数学者认同的观点是扩张势力范围。如前辈学者王恒杰认为“木氏土司在换得明中央王朝的信任之后，便开始向外扩张和进行军事征服”(王恒杰：《迪庆藏族社会史》，第52页，中国藏学出版社，1995年。)；纳藏关系史研究专家赵心愚教授认为“木氏土司用兵藏区也有防止相邻藏区地方势力南下骚扰掠夺的目的，但从其深入藏区的程度和主动进攻来看，主要目的应是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赵心愚：《纳西族与藏族关系史》，第250~251页。)；藏族学者冯智、纳西族学者杨福泉(杨福泉：《纳西族与藏族的历史关系研究》（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第69页，2001年打印稿，云南大学图书馆藏。)等人也持这一观点。而笔者认为不论是木氏主动进攻，还是其势力深入康南藏区，都可以视为扩张的表现，但是这种扩张只是一种表象，因为木氏并不是为了扩张而扩张，其最初的、最深层的动机和目的，是为了获取功名，以此密切与明王朝之间的关系，从而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其核心是通过自身的努力，以保有世官世爵。
动机除了前述的原因外，在木氏传世的诗文和相关文献记载中也有充分的体现，如“辑宁边境自天来，跪捧黄章向北开。金画滚龙蟠御字，玉音玺篆焕云雷”(木公：《嘉靖恩赐“辑宁边境”字》，载（乾隆）《丽江府志略》下卷《艺文略》。)，表现了木公因克番有功而获得朝廷褒奖的欣喜心情；“功不著不足以成名，德不显不足以立身。盖功忠于君也，德孝于亲也。惟忠可以懋功，惟孝可以懋德。贵而能忠，保其世爵；富而能孝，守其世官。四海中外，忠孝大节，卓为天下轨。由于是，福祚光辉，荣华绳绳相继，世不歇矣！岂不创之逸志乎？！岂不感人之善心乎？！……木氏世世代代为明国藩篱，一方重镇，滇南鸡犬不惊，军民安妥，聊有赖欤。以表人臣丹心，寝室不忘之意，子孙束此敕赐‘诚心报国’起花金带，世守丽江，巍巍然如北岳之高，洋洋然如□江之远。铭石于此，为遗后裔。
诗曰：诚心报国家，男儿佩宝剑。双挥风雨忙，独舞鬼神垫。豪气边疆宁，寒光牛斗掞。石门锁钥坚，世作大明坫”(木高：《大功大胜克捷记》，载《云南史料丛刊》卷7，第289页，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不仅体现了木高在藏区获胜之后得意的心情，还揭示出木氏强烈的功名利禄思想。即功是成名之基，是忠君的体现；德是立身之本，是孝亲的表现；忠孝可以立功立德，保有世爵世官，不但本人可享尽荣华富贵，而且可以光耀门楣；克功和忠孝可以促进家与国的良性互动，忠于朝廷与世守家业是紧密相连的，因而告诫子孙要诚心报国，世保家业。木东“临革呼玉龙君（子木旺），孜孜戒以保家报国，语不及他，竟倏然逝”，木青“居常以忠君报国为念”，(冯时可：《明丽江木氏六公传》，载《云南史料丛刊》卷5，第559页。)都是木氏重视与明王朝关系、力图保有家族政治地位的反映。
明王朝对木氏出兵滇西北的目的自然了如指掌，对木氏的心迹亦心领神会、心照不宣。滇西北藏区自始至终是明王朝控制的薄弱区域，忠诚的磨些土官木氏通过自己的努力控制了这一地区，并将其稳固下来，减少了明王朝西南边疆面临的威胁，这甚合中央王朝的意图。所以明王朝仍然将木氏在藏区的军事活动定位为“辑宁边境”、“西北藩篱”，诰称木公“效力输忠，辑宁边境”，赐玉音“辑宁边境”四字；诰称木高 “诚心报国，割股奉亲，化行边徼，威镇北番，以德其名，忠孝两尽，因才而誉，文武兼全”，赐玉音“乔木世家”四字； 诰称木东 “奉命专诚，能用文而济武。诚心报国，克移孝以摅忠”，赐“西北藩篱”四字； 诰称木旺“性生忠孝，才裕武文，竭力御蕃”。(《皇明恩纶录》，隆武二年重刻本，云南省图书馆藏本。)所以万历三十一年（1603），当税使内监杨荣欲责丽江土官退地听采时，巡按御史宋兴祖奏疏：
“窃以丽江自太祖令木氏世官，守石门以绝西域，守铁桥以断吐蕃，滇南藉为屏藩。今使退地听采，必失远蛮之心；即令听谕，已使国家岁岁有吐蕃之防。倘或不听，岂独有伤国体？”(《明史》卷314《云南土司二》。)明王朝以边疆稳定的大局为重，对木氏的行为不予追究。木氏所为已经远远超越了明朝授予其防守石门和铁桥的职责，如果不是基于对木氏的了解，纵然有巡按御史的奏议，朝廷不可能对木氏不有所警惕。
再者，木氏多次输金助国。据《木氏宦谱·文谱》记载：万历十一年（1583），西寇叛乱，木旺助饷银1000两；万历十二年（1584），朝廷征缅，木旺再助饷银2000两；万历二十五年（1597），木青助饷银4000两；万历四十六年（1618）辽阳大警，输银10000两；万历四十八年（1620）助银1200两；天启二年（1622）捐银1000两；天启五年（1625）助银1000两；崇祯十年（1637）又助陵工及银500两。在国难当头、国库空虚之时，木氏能挺身而出，果断地输银助饷，为中央政府出力分忧，输忠效诚，这也是木氏家族忠君报国传统的一贯表现。木氏也因此多次获得朝廷的褒奖：授木旺正四品、中宪大夫、世袭知府，诰称“恪守官常，修尔戈矛，克笃从王之义，保滋民庶，尤征驭众之才，捍多劳，专诚允称，厥功茂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