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府风云 明代丽江木氏土司(5)
2023-04-08 来源:文库网
赐木增三品服色、中宪大夫、云南布政使司左参政，诰称“胆智沉雄，才猷敏练，世安臣节，恪守官常”，“琅琅大义，始终不渝”，赐谕“益笃忠祯”四字，崇祯四年（1631）封通奉大夫，广西布政使司右布政，十三年（1640）升四川布政使司左布政，进阶太仆寺卿。(《皇明恩纶录》，隆武二年重刻本，云南省图书馆藏本。)
在与明王朝相始终的260多年的历史中，木氏与明王朝始终保持了良性互动的君臣关系。明王朝信任、扶持和重用是木氏崛起的重要原因，而木氏也因对明王朝殚精竭虑、忠贞不渝而成为云南土官中的典范。
明王朝的重用使木氏跃上了权力的巅峰，木氏不但获得了家族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殊荣，而且获得了良好的家族发展机遇。但是木氏并未徜徉在祖先的余荫里，而是在朝廷的教化和自身的反思中不断体认家族的历史、家族与朝廷的关系以及家族的后续发展战略，最终确立了依附中央王朝，依靠主动进取以保有世官世爵的发展战略。木氏通过用兵滇西北、向国家捐银助饷等自觉的行动持续不断地向明王朝表达忠君报国的思想和情感。所以，《明史·云南土司二》中说“云南诸土官，知诗书、好礼守义，以丽江木氏为首”，这不仅是对木氏家族具有较高汉文化水平的肯定，更是对木氏与明王朝之间良性互动的君臣关系的赞誉。整个明代，木氏成为崛起于云南西北地区的一支重要的政治军事力量，中央王朝未曾派重兵镇守丽江，木氏“世尽臣职，为国家制吐蕃，捍西戎”(谢肇淛《滇略》卷9《夷略》。
)，明王朝依托木氏、支持木氏，完成了对西南藏区的防御和对滇西北地区的控制，结束了磨些“依江附险，酋寨星列，不相统摄”(王叔武校注：《大理行记校注 云南志略辑校》，第93页，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的局面，实现了对边疆局部地区的统一。从此，民族情况复杂的滇西北地区逐渐稳固而有序地安定下来，促进了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
木氏与明王朝之间良性互动的君臣关系，反映了中央王朝对磨些强大的政治吸引力和影响力，体现了磨些对统一的中央王朝的归属认同感和向心力。
木氏出兵滇西北藏区和康南藏区的军事行动
明代，云南境内藏族的先民被称为“古宗”。明朝初年，他们主要分布在阿得酋（今德钦）、镇道（今大中甸）、杨塘（今小中甸），以及临西县（今维西）、巨津州西北这些明朝尚未控制的地区，大多与西番（普米族的先民）等民族杂居。
洪武年间，木氏被明王朝授予世袭土官知府，委任其“防固石门、屏障西北”的重任。洪武三十年（1397），朱元璋“敕命裨杨塘、镇［道］，节制西番，礼际机便从宜，摈相体统行事，以彰国威”(《木氏宦谱·文谱》，第18页。)。木氏派通事禾节等前往招谕，“土酋阿密、禾吉等与俱来朝”，成功地说服杨塘、镇道土目归顺朝廷。永乐四年（1406）春正月，明朝决定“设镇道、杨塘二安抚司，隶云南都司”，“以阿密、禾吉等为安抚，给予印章，仍各置流官吏目一员”。(《明太宗实录》卷40。)五月，木初“奉总兵官西平侯沐惠襄公明文，同锦衣卫镇抚司指挥使朱程往西蕃地面，开设杨塘、镇道二处安抚司，剌和场长官司、你那（今维西）长官司，催令夷蕃赴京朝贡”(《木氏宦谱·文谱》，第19页。)。同年，明朝又在今中甸东北部设立革甸长官司。袭土官知府，委任其“防固石门、屏障西北”的重任。
洪武三十年（1397），朱元璋“敕命裨杨塘、镇［道］，节制西番，礼际机便从宜，摈相体统行事，以彰国威”(《木氏宦谱·文谱》，第18页。)。木氏派通事禾节等前往招谕，“土酋阿密、禾吉等与俱来朝”，成功地说服杨塘、镇道土目归顺朝廷。永乐四年（1406）春正月，明朝决定“设镇道、杨塘二安抚司，隶云南都司”，“以阿密、禾吉等为安抚，给予印章，仍各置流官吏目一员”。(《明太宗实录》卷40。)五月，木初“奉总兵官西平侯沐惠襄公明文，同锦衣卫镇抚司指挥使朱程往西蕃地面，开设杨塘、镇道二处安抚司，剌和场长官司、你那（今维西）长官司，催令夷蕃赴京朝贡”(《木氏宦谱·文谱》，第19页。)。同年，明朝又在今中甸东北部设立革甸长官司。
景泰年间，番兵（藏兵）开始南下劫掠。景泰二年（1451）“番寇阿札侵攘巨津州”，六年（1455）“宝山州白的等处，被番贼刀日卜他同男阿俗劫掠”，天顺二年（1458）“番酋盐仲犬等肆掠边境”，四年（1460）“阿俗引众越占宝山州”，成化二十一年（1485）“番寇阿加南八侵犯白甸诸寨”，二十三年（1487）“寇又大犯”，弘治三年（1490）“番寇阿加南立等众大掠巨津州村寨”等等。木嵚、木泰等土官亲自领兵征战，防御番兵，多次在你那、忠甸（今中甸）、鼠罗（今木里与永宁相邻地区）等地获胜。(《木氏宦谱·文谱》，第26~33页。)但当木公确立了把攻克西番作为木氏获取功名、向中央王朝表忠的重要举措之后，木氏迅速转变战争策略，改防守为主动进攻：嘉靖十五年（1536），木公“平处天保寨、金柱寨、里托（里塘）等处”；
在与明王朝相始终的260多年的历史中，木氏与明王朝始终保持了良性互动的君臣关系。明王朝信任、扶持和重用是木氏崛起的重要原因，而木氏也因对明王朝殚精竭虑、忠贞不渝而成为云南土官中的典范。
明王朝的重用使木氏跃上了权力的巅峰，木氏不但获得了家族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殊荣，而且获得了良好的家族发展机遇。但是木氏并未徜徉在祖先的余荫里，而是在朝廷的教化和自身的反思中不断体认家族的历史、家族与朝廷的关系以及家族的后续发展战略，最终确立了依附中央王朝，依靠主动进取以保有世官世爵的发展战略。木氏通过用兵滇西北、向国家捐银助饷等自觉的行动持续不断地向明王朝表达忠君报国的思想和情感。所以，《明史·云南土司二》中说“云南诸土官，知诗书、好礼守义，以丽江木氏为首”，这不仅是对木氏家族具有较高汉文化水平的肯定，更是对木氏与明王朝之间良性互动的君臣关系的赞誉。整个明代，木氏成为崛起于云南西北地区的一支重要的政治军事力量，中央王朝未曾派重兵镇守丽江，木氏“世尽臣职，为国家制吐蕃，捍西戎”(谢肇淛《滇略》卷9《夷略》。
)，明王朝依托木氏、支持木氏，完成了对西南藏区的防御和对滇西北地区的控制，结束了磨些“依江附险，酋寨星列，不相统摄”(王叔武校注：《大理行记校注 云南志略辑校》，第93页，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的局面，实现了对边疆局部地区的统一。从此，民族情况复杂的滇西北地区逐渐稳固而有序地安定下来，促进了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
木氏与明王朝之间良性互动的君臣关系，反映了中央王朝对磨些强大的政治吸引力和影响力，体现了磨些对统一的中央王朝的归属认同感和向心力。
木氏出兵滇西北藏区和康南藏区的军事行动
明代，云南境内藏族的先民被称为“古宗”。明朝初年，他们主要分布在阿得酋（今德钦）、镇道（今大中甸）、杨塘（今小中甸），以及临西县（今维西）、巨津州西北这些明朝尚未控制的地区，大多与西番（普米族的先民）等民族杂居。
洪武年间，木氏被明王朝授予世袭土官知府，委任其“防固石门、屏障西北”的重任。洪武三十年（1397），朱元璋“敕命裨杨塘、镇［道］，节制西番，礼际机便从宜，摈相体统行事，以彰国威”(《木氏宦谱·文谱》，第18页。)。木氏派通事禾节等前往招谕，“土酋阿密、禾吉等与俱来朝”，成功地说服杨塘、镇道土目归顺朝廷。永乐四年（1406）春正月，明朝决定“设镇道、杨塘二安抚司，隶云南都司”，“以阿密、禾吉等为安抚，给予印章，仍各置流官吏目一员”。(《明太宗实录》卷40。)五月，木初“奉总兵官西平侯沐惠襄公明文，同锦衣卫镇抚司指挥使朱程往西蕃地面，开设杨塘、镇道二处安抚司，剌和场长官司、你那（今维西）长官司，催令夷蕃赴京朝贡”(《木氏宦谱·文谱》，第19页。)。同年，明朝又在今中甸东北部设立革甸长官司。袭土官知府，委任其“防固石门、屏障西北”的重任。
洪武三十年（1397），朱元璋“敕命裨杨塘、镇［道］，节制西番，礼际机便从宜，摈相体统行事，以彰国威”(《木氏宦谱·文谱》，第18页。)。木氏派通事禾节等前往招谕，“土酋阿密、禾吉等与俱来朝”，成功地说服杨塘、镇道土目归顺朝廷。永乐四年（1406）春正月，明朝决定“设镇道、杨塘二安抚司，隶云南都司”，“以阿密、禾吉等为安抚，给予印章，仍各置流官吏目一员”。(《明太宗实录》卷40。)五月，木初“奉总兵官西平侯沐惠襄公明文，同锦衣卫镇抚司指挥使朱程往西蕃地面，开设杨塘、镇道二处安抚司，剌和场长官司、你那（今维西）长官司，催令夷蕃赴京朝贡”(《木氏宦谱·文谱》，第19页。)。同年，明朝又在今中甸东北部设立革甸长官司。
景泰年间，番兵（藏兵）开始南下劫掠。景泰二年（1451）“番寇阿札侵攘巨津州”，六年（1455）“宝山州白的等处，被番贼刀日卜他同男阿俗劫掠”，天顺二年（1458）“番酋盐仲犬等肆掠边境”，四年（1460）“阿俗引众越占宝山州”，成化二十一年（1485）“番寇阿加南八侵犯白甸诸寨”，二十三年（1487）“寇又大犯”，弘治三年（1490）“番寇阿加南立等众大掠巨津州村寨”等等。木嵚、木泰等土官亲自领兵征战，防御番兵，多次在你那、忠甸（今中甸）、鼠罗（今木里与永宁相邻地区）等地获胜。(《木氏宦谱·文谱》，第26~33页。)但当木公确立了把攻克西番作为木氏获取功名、向中央王朝表忠的重要举措之后，木氏迅速转变战争策略，改防守为主动进攻：嘉靖十五年（1536），木公“平处天保寨、金柱寨、里托（里塘）等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