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伦的畏惧－－归根到底还是性的问题(2)

所谓“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须具备比较普遍的代表性乃至时代性。小说《遮蔽》中的环境——一个穷困的单亲家庭，这在如今虽然为数不少，但仍然是比较特殊的环境；至于人物——一个残疾人，则更不是普遍的现象了。小说中的人物和环境或许能说明一个问题：在这种状态下，乱伦的心理和行为比较容易被引发。但是，对于乱伦这一社会问题来说，小说中的人物和环境还不能被认为具备了典型意义，因为穷和单亲只是乱伦的诱因而并非根源。
至于《撕开遮蔽》中所列举的认为小说是“反道德、反文明、反社会的小说”、“是一部邪恶的小说，是一种为乱伦造势的伪文学”、“让我们坚拒它！”等等言论，恰恰证明了乱伦恐惧的社会普遍性。其中除却将脑袋埋进沙子的“鸵鸟心理”外，肯定还有对“撕开遮蔽”的另一种恐惧。那就是担忧公开的讨论会不会产生副作用。例如，前些年对同性恋的讨论（这里我不想对同性恋现象做任何评论），其结果显然和许多参加讨论者参与之始的初衷南辕北辙、大相径庭。我们应当承认这种恐惧还是有一定理由的。因为在如今“多元化”的旗帜下，诺大的林子里难保猛不丁飞出来只什么样的鸟儿为自己讨一个道德座标。假如《遮蔽》这样的作品频频出现，谁敢担保不会有挺身出来为乱伦者张目的好汉？

《撕开遮蔽》和《我看〈遮蔽〉》的作者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小说《遮蔽》展示的是“一个完全陌生且被忽略的世界”。我认为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其实乱伦是长久以来和我们共同生存在于一个世界且并不应当陌生的现象。说它“被忽略”也是被有意识忽略了的。倒是《撕开遮蔽》在其中道出了问题的结症：“事情不是我们装看不见它就不存在了”。而《我看〈遮蔽〉》也似乎有点自相矛盾地说：“它自古已有之，只不过我们一直视而不见而已。”这倒不是二位评论者有意识在自相矛盾，而正是冥冥之中对乱伦畏惧的心理造成了我们的“一直视而不见”。
假如乱伦仅仅发生在穷和单亲或者再加上残疾的家庭，那倒不会如此令人惊恐了。事实证明，穷极的无助和残疾的无奈并不是乱伦发生的诱因之全部。《撕开遮蔽》就例举了一位并不穷的“曾毕业于清华大学的母亲”和他没有残疾的健全的儿子之间发生的的乱伦。这是《中国乱伦现象调查报告》中的实例。笔者也曾在现实生活中听说或见到过不少乱伦的现象，这里举两个比较典型的例子，以帮助本文后面的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