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九忠(3)

那段时间的读书真是拼命。白天做点家里活路，空闲就读；晚上差不多都要读书写笔记到凌晨三四点钟。杨沟畔那孔土窑洞里摇曳的墨水瓶做的小煤油灯，肯定是这个乡村暗夜里最晚的一点亮光。
不到十天时间，我看完了乔叟。送书时和老姚谈了好久。他很满意，表扬我会思想。随后又给我安排了看狄更斯，看托马斯哈代，看莎士比亚……随后是法国文学，是俄国文学……
开学了，我依然是每周一次，汇报，拿书，看书，笔记——前前后后我总共读了大约3000多本外国作品。
这种日子一直持续到1975年春老姚又一次被严管而失去自由。
老姚失去自由的时候，我刚刚高中毕业回乡。
银盆村兵营里的大喇叭反复播放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歌曲，呱噪得叫人心烦意乱。
此前老姚有人身自由的时候，村子里的年轻人经常去兵营里玩耍。这会不可以了。兵营大门禁闭，哨兵很是严肃。老乡们是进不去了，我也没有办法跟老姚见面。
老姚的消息只有听人说了。
听说，老姚每天晚上被审讯。隔着围墙，村里有人听到了里面抽打声，叫喊声。兵营围墙外是通往北村的土路，路那边是庄稼地。一天晚上，我约了几个年轻人去看看究竟怎么回事。我们在庄稼地畔偷听着，果然，他们在审讯老姚。老姚嘶哑地大胜争辩着，“你们凭什么这样对待我？我的军籍还在！我还是一名军人！……”那声音听得叫人心碎，更何况对于正值血气方刚的我们。我实在压抑不住心中怒火，就跟伙伴们商量决定，拿石头砸！于是，我们找了石头，一起往里扔去，只听到一阵“稀里哗啦”的玻璃破碎声响，夹杂着慌乱地人声。我们赶紧钻进庄稼地里跑了。

老姚的父亲来探望他的故事，我没有亲眼看见，但听在场亲眼看见他们父子相见场面的乡亲们含泪说起，那是很悲壮很悲壮的：那个初冬的清晨，银盆村兵营大门口来了一辆吉普车，车上下来一位披着棉军大衣的精神矍铄的老人。他满头银发，笔直地站在那里。随后，几个当兵的押着已经戴上脚镣的老姚出了大门，来到老人身边。没有问候，没有寒暄，甚至于摸也没有摸对方一下。看门见山。只听老人朗声问道：“你有罪吗？”面容苍白憔悴的老姚回答：“我没罪！！！”老人说：“那就相信党好了!”说罢，老人一转身，朝随行的几个军官模样的人一挥手，表情冷峻地上了车。车子卷起一阵尘烟，走了。老姚呆立片刻，被当兵的带回去了。后来我才弄清楚，老姚的父亲是一位抗日英雄，解放以后在山东某地担任地区级领导职务。
1976年10月以后，老姚恢复了人身自由。我当时已经调到离家较远的一个叫做石窠的地方去做初中教师。一有机会，我便去看望姚老师，把自己发表了作品给他看。看着我的进步，他显然很是高兴。又热心教我摄影，把他的120相机借我去拍照。不久，他恢复了团级干部职务，似乎是更忙了。
大约是在1978年底，中越关系日益紧张。没过几个月，中越自卫还击战开打。老姚便悄悄地离开了我们村的小兵营。可能是牵扯到军事秘密吧，老姚没有告诉任何人，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只是在离开的前一段时间，他送了我一张黑白照片，告诉我照片上的四个人中，除了他，还有诗人朱春雨，军区程政委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