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西藏五十年——第七篇：世上好人就是多(5)

字打到这里，我的手也打开了“摆子”（湖南话：疟疾病），抖得打不下去了。李科长问：“小王，你怎么啦？”我那时只感到呼吸也不顺畅了，吞吞吐吐地说：“科长，我好害怕，这文件您还是让小戴去打好吗？”科长满脸严肃地说：“一张纸就将你吓成了这个样子，你平时里还口口声声说要去当兵。你怕什么？打了这份文件，你也该明白这次审干运动的重大意义了吧。”我浑身冒着冷汗，终于将那份文件打完，科长亲自和我进行了校对，在文件下方又口述了一段话让我打上去：“此件共印×份。打字：王寿民。校对：李玉梅。印完后蜡纸、废纸均由李玉梅在打字室当场烧毁。1955年×月×日。”文件打完了，李科长松了一口气，笑着说：
“一开始，你已经看到了文件，就算是我再让小戴去打，若真的出了什么问题，你就能脱得了干系吗？我还是那句话，组织信任你，你也要相信组织。”她的话虽是这样说，但那些日子，我的一颗心可一直悬在了半空中。我心想，这军统特务万一哪天听到什么风声跑掉了，上面追查下来，谁也不会去怀疑南下干部李科长，那顶“通风报信”的帽子就肯定“非我莫属”了！

又过去了好多好多天，一天中午，人们刚吃完饭，一辆吉普车直接开到办事处门口，那位总务还穿着一双木拖板鞋，就被几个公安人员押走了。到了这时候，我那颗一直悬着的心方才落回肚子里，我才真正松了一口气。事后，小赵取笑我：“抓的又不是你，你紧张‘马咯’（湖南话：‘什么’）？”我说：“好你个小赵，你真是站着说话腰不痛。若是那个特务听到消息跑掉了，公安局是来抓李科长还是来抓我？”小赵搔搔头，再没有说什么。
1956年春天到了。一次与李科长闲谈时，我讲自己的眼睛因为打字近视了。她笑着说；“对呀，你不说，我还要找你谈哩。任主任早些时候跟我讲过，想让你去作计划员。现在我就交给你两个任务：一，我们很快就要调来一个新打字员，你来当老师，要保证将他教会。二，抓紧时间向老同志好好学习计划统计业务。”
不久，接替我工作的肖国章可以独立打字了，我做了计划统计员。可那工作比打字清闲得多，成天呆在机关里闷得发慌。我去找李科长，让她给处领导说说，我想多到各县去了解一些情况，对我的工作也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