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西藏五十年——第七篇：世上好人就是多(4)

右边是我妈妈，然后是：六舅、五姨妈、八姨妈）
我还有个七舅，是姨外婆生的，一次他与外公吵架，外公很生气，用枪打他，老人手抖没打准。八姨说就是那一枪，把七舅打到共产党那边去了。他后来参加了解放军，后来又当了志愿军，还是个坦克兵，回国后在汉口的军校学习，后来分配到新疆的克拉玛依搞石油去了。”主持人焦灼地皱起眉头，好像是使劲才忍住了一口气，他连连摇着头对我说：“小王同志，你又在讲故事了，还是说点实质性的东西好吗？”我说：“我讲的都是我亲眼看到的和亲耳听到的，比这更实质的东西实在‘冒得’（没有）了。”主持人无可奈何地摇着头说：“下面由同志们提意见。”这时候就有人开始批判我的态度，说我避重就轻，想蒙混过关，我的交代也就没有通过。
听说后来李科长将这些情况汇报给了任主任。一天，任主任到我们小组来，他说：“衡阳解放时，王寿民刚刚十一岁，参加工作时也还不满十三。就算他比其他小孩子懂事早也懂事多，但我们硬要一个当时只有十一岁的孩子来交代个人历史问题，我觉得这倒好像有点不实际了。至于他父亲的问题，他父亲现在就在衡阳市工作，有什么问题组织上会去调查的。”他的一番话总算让我过了“关”。

散会后，李科长笑咪咪地说：“党的政策是：‘有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听了任主任的话，这次你总该相信了吧。希望你能放下包袱，努力前进。”我对她说：“不管怎么说，这辈子想当兵是没有希望了。如果有机会，好大姐，您还是帮我离开衡阳，离开这个剥削阶级家庭远远的，好吗？”李科长没有回答我的话，只是无奈地摇摇头，又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那次审干，也确实清出了一些坏人。像我们办事处的总务（也就是机关里的行政管理员），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平时里少言寡语，工作积极肯干，见人总是未曾开口三分笑，上上下下都夸他是任劳任怨的老黄牛，每次评先进都少不了他。一天，李科长满脸严肃，拿来一份稿子让我打，她也一直坐在打字室。回想起我刚来办事处，科长就给我注射过“打字员要注意保密”的预防针。可我平日里所能接触到的最高“机密”，也就是调整商品价格之类的内容。今天打着这份材料，我可是越打越害怕，浑身直冒冷汗。原来，那位总务是国民党军统特务，他一次就下令将三位共产党员装进麻袋，缝好袋口，抛进了耒水河，再命令士兵用机关枪打活靶，真正是罪恶滔天！后来他改名换姓，混进了革命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