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守所那些事(5)

徐汇看守所也是这样，关押人员最多的那层楼只有四间提审会见室，经常看到警察和律师一起挥汗如雨地排队，在过道当中走来走去，不时踮起脚尖去问那些吹着空调提审会见的人好了没有，是不是快好了。这种情况已经好几年了，我是个资深急性子，一度不愿接徐汇的案子。
针对这些问题，其实很多看守所都有改进的空间。比如上海第二看守所，囿于客观环境的限制，每层楼有三个房间。然而却只用两间供会见提审，另外一间堆着些破衣烂鞋等杂物。有一次，两个房间都有人了，管教还把人给我提出来，我只好在走廊上站着完成了会见。
最近几年，上海好几个看守所从市中心搬到了郊区。硬件设施大有改观，但是由于设计管理缺乏协调统一，闹出不少冷笑话：比如黄浦和杨浦看守所的会见室里，都有那么一颗红色的按钮，会见结束后按一下，等于通知管教还押被告人。然后管教就从另一条通道来将人带走。
宝山看守所的律师会见室里也有这么一个红按钮。但这个按钮却是一个紧急状态按钮。曾经有个律师会见结束后，想当然地按了一下，结果警铃大作，武警、保安、管教都惊动了，律师也受了处分。因为在宝山看守所，还押是要由律师自己将当事人送回去的。
那些淡淡的忧伤入行之初，我曾集中办理过一些法律援助案，当事人基本上都是上诉的死刑犯。这类案子不是毒品就是杀人案。要么抢劫强奸附带杀人。每次接上五六个案子，每个案子有几百块钱的补贴，然后集中去出一趟差，依次到两三个看守所会见，回来后交上辩护词，坐等结果出来，每次大概会有一两件改判。

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我正巧到毒品案件高发地云南德宏看守所进行会见。看守所被戒严了两个小时，以便武警将死囚们一个个押上敞篷的军用卡车。这些人刚刚被安排见了自己的家人，吃了几口一大早就做好的正餐(有肉)。我的当事人出来时浑身颤抖，他误以为自己也要被执行了。得知我来自省城昆明，他无论如何不敢相信。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在看守所里见到律师。一审的辩护人是由当地安排的法律援助，没有会见就出庭了。这种情况，在最高法院上收死刑复核权并规定“二审必须开庭”之前，是比较普遍的。
之前，尽管有即使不开庭，法官也必须提讯上诉人的规定，但是往往会有变通的办法来应付，例如会出现由正好路过办理其他案子的同事代劳的情况。这样，裁定书上的法官可能根本就不是死囚见到的法官。谢天谢地，从明年开始，随着新《刑诉法》的实施，这种状况有望得到彻底的改变。在内地，死囚往往受到额外的看管。但在云南边陲，由于毒品案太多，死囚很寻常，也就没那么特别的措施，无非是加一副沉重的镣铐。在西双版纳看守所，我就曾经靠在水泥浇注的乒乓球台上，依次会见了三名坐在石墩上的死囚。
其中一位是上海籍的毒贩，我问他是不是知青的后代，他说不是，就是为了贩毒才去的云南。临走时，他给了我一个号码，希望我帮他通知家人一声：他出事了。回到昆明后我打了电话，没料到他的家人一接电话就问我是不是要钱。我说我是免费的法律援助律师，然后挂了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