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守所那些事(4)

南方没暖气，冬天阴湿，很不舒服。曾是上海家喻户晓的一个美国人，因为贩卖盗版碟被羁押在上海市看守所。我们见他时，他提出要八床被子，两床用来垫，两床用来盖。问他另外四床呢?他回说，给同监室新交的朋友。
正是这位美国人，在看守所里固执而真诚地维护着自己的权益：他睡觉时不愿意挨着别人，抗议监室过于拥挤；不给他按照自己的意愿剃须理发，抗议不人道；只能在公共浴室淋浴，抗议隐私被侵犯……用管教的话说，整一个事儿婆。
开庭时，由于他中文不是太好，法庭给他配备了翻译，他又嫌翻译没有译对他的话。庭审开始不久，因为法庭里开着空调供暖，他要求脱衣服，审判长同意了。他先脱去羽绒服，然后脱下毛衣，脱下线衣，一会儿开衫一会儿套衫。最后他用了五分钟脱掉八件衣服。
一次在昆明五华区看守所，会见一个卷入伤害案的小伙子。会见时我说：“没事的时候，胆子不要大；出了事，胆子不要小。”这本是我经常说的口头禅，基本上就是句废话。没想到这小家伙记在了心里，出来后发奋图强，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现在在昆明，律师业务做得风生水起。
那些苦涩的记忆2002年年初，我到上海执业时，浦东新区看守所的会见室还相当人性化：就是一椭圆形的桌子，律师坐这边，当事人坐那边，彼此之间的交流没有任何障碍。倒是提审室被钢栅和铁锁隔开，要想在审讯时刑讯，几乎没有可能。但这一切，在随后几年里，都反过来了。

原来上海的国家安全局看守所，律师会见室里不单铺有地毯，桌子也是三角形的，有圆润的弧边。会见时当事人一角，律师一角，陪同的警员一角，大概就是《无间道》里刘德华替黑社会通风报信的那种房间。当然，这些配置，现在都已成为往事。
依照20年前修订的《看守所条例》，对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可以安排适当劳动。这样一来，实践中就出现两种情况：要么完全没有劳动，每天吃饭、睡觉、学习、放风，闲得蛋疼；要么就是强制或半强制的劳动，既有定额又有任务，有赏有罚。
以前在昆明的某个看守所，见过安排在押人员拣辣子，大的归大小的归小。云南的辣椒很厉害的，不一会儿就鼻涕眼泪一起流，严重的甚至引发皮肤红肿等过敏反应。当然，在多数情况下，我看到的是在押人员剥瓜子敲核桃、裱纸箱糊火柴等低水平重复劳动。在上海某看守所，女监的人还折过花圈用的纸花，这个主意很坏啊!
一次在铁路看守所，办完手续等了半天没见到当事人出来。催了几次，终于听到走廊尽头传来脚步声。一问，说是忙着往要投递的报纸中夹小广告。我问他你们成天就干这个?他说不，只有表现好的时候才轮得上。因为干这个不单轻闲，还可以半天抽一支大前门。
这几年，明显感觉原来宽敞的看守所拥挤了，原来不用排队的也要等了，这意味着什么毋须多言。有些看守所就处理得比较好：比如以前的苏州看守所，警察检察官法官和律师一视同仁，先到先得，后到排队。下午两点开门你要是两点半才到，那就得等几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