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一声不吭(2)

这份组织部的决定耗去了父亲最宝贵的20年光阴。就在他倒下后第二天，当年的省委组织部长也去世了。去殡仪馆的路上，挂鄂AW车牌的黑色轿车如过江之鲫。人，最后总要走那条路。
1967年夏季的一天，让父亲后悔一生。
他1962年考入大学数学系，当时实行苏俄式5年学制，理论上他应于1967年毕业分配，但当时正值“文革”，全国的大学生都在留校闹革命、等分配。他可能是那个年代最无忧无虑的人了。他的祖父、父亲和叔父都是工人。国民党败逃台湾时他的父亲谢绝了厂方的礼聘，没有迁台，配合地下党，迎接解放，1950年代调往新建的成渝铁路担任车辆段车间主任。在那个年代，几代人都出身工人阶级，根正苗红，自己又是新中国培养的大学生，就算得是金刚不坏之身了吧。
但年轻的父亲却不太爱惹事，属“逍遥派”。他在大学成绩平平，却喜欢音乐，小提琴、钢琴、二胡、美声都能来两下。1米63的小个子，却又是连续几年的校足球队门将、举重队队员、游泳队队长。“文革”中一切乱了套，他担任学校游泳池的管理员，一个人住在那里，优哉游哉。
“文革”中四川的武斗骇人听闻，祖父怕父亲搅进去，特意从重庆赶到成都，找到父亲寝室。当着一寝室血气方刚的小伙子的面，沉默的老锻工噼里啪啦把一支他从没接触过的国产56式半自动步枪卸成了零件，又噼里啪啦装回去，丢下一句“不管怎么变都是一回事，管他马打死牛还是牛打死马都不关你的事”，走了。

但谁见过年轻人信老人的话呢？终有按捺不住的一天。
那天父亲在游泳池边锻炼。有同学找来两副拳击手套，练拳。“文革”前国家体委已经取消拳击运动，因为发生过因拳击致死的事。但这时天下大乱，想玩就玩。学校造反派的一个头头，带着一群人路过，招呼：过来帮个忙，审特务。
所谓特务，其实是数学系一位老讲师，被造反派查出胞兄是“国民党的大特务”。一番审问，老讲师居然承认自己加入过特务外围组织——其实他不过是在给国民党军飞行员当数学教员时兼管思想工作，在收发室偷拆过飞行员的信件。而后老讲师为后来与“大特务哥哥”分道扬镳给出一个浪漫的理由：两兄弟爱上同一个女人，割袍断义。这理由对一群狂热分子，简直虚弱无力，而且太过儿戏，审讯变成拳脚相加。一群人围成圈，戴着拳套打老讲师。老人雪白的衬衣晃来晃去，一声不吭。几十年后，父亲都无法忘记那一幕。
最后造反派头头急红了眼，亲自动手用了铁锹，高中生造反派用了自行车链条。老讲师仍然没哼一声。造反派说要吃饭，把“老特务”关一中午，下午再审。他们关人的小屋是个楼梯间隔成的半地下室，常年不开，阴暗缺氧。结果中午刚过就传来消息，说人死了。
父亲曾念叨一个细节：事后老讲师的妻子来认人，看了一眼亡夫，马上浑身颤抖，但直到晕过去再抢救回来，都没有一句话，没有一滴泪，没有一点声音，都处在一种僵直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