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与政治中的同性恋(4)

塔玛涅还特别提到了政治因素对同性恋的影响。比如在德国，由于同性恋人数甚众，多达100至150万人，即大约10万选民，他们便成为在议会斗争中处于劣势的左翼政党，尤其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德国共产党争取的对象。同样，一些同性恋人士之所以投身左翼运动，也主要是将自己的性倾向当成一种政治筹码或反体制的手段。同性恋在此被符号化了，演变成一种政治话语甚或意识形态建构的手段。然而，政治氛围的不确定性，使同性恋更容易身处一种命运弄人的无奈境地。在苏联，1918年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宣布不追究同性恋的刑事责任，此举立刻让这个新生国家赢得了欧洲同性恋的感激和崇敬，布尔什维克也由此被证明代表了进步的力量。但是，到了1934年，同样处于政治上的需要，苏联政府将同性恋与法西斯联系在一起，作家高尔基甚至提出了“根除同性恋，法西斯就会消灭”的口号。同性恋骤然成为反国家和反社会的行为，与抢劫、反革命、间谍罪同列。苏联的例子似乎暗示了，在变动不定的现实政治面前，对同性恋的宽容只不过是一种临时的让步。30年代的事实也恰如其分地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