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与政治中的同性恋(2)

作者一开始就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与20年代欧洲同性恋的黄金时代有着密切关系。战争期间对男性阳刚之美的颂扬，战争之后相对宽松的社会舆论以及人们压抑之情的释放，都推动着“幸存者的道德”去替代主流的伦理价值，由此所产生的那种没有约束的享乐主义成为同性恋运动的外在动力。具体到德英法三国，由于社会传统和文化观念的差异，同性恋运动的表现也不尽相同。在德国，同性恋运动的开展最为迅猛，更具斗争性和群体性。战前就已成立的人道主义科学委员会(WhK)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保护同性恋权利的组织，其目标就是要废除德国的反同性恋法规。为此，委员会的主要发起人，医生、精神病学家和性学家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精心构筑了一套关于同性恋成因的理论，简言之就是同性恋是先天形成的而不是后天习得的，这样就避免了将同性恋视为变态的可能，从而为同性恋赢得了更多的舆论支持。此外，德国的同性恋运动还有效地利用了现代传媒手段。比如，创办《中间性别年鉴》、《WhK通报》、《友谊》杂志，拍摄第一部同性恋电影《与众不同》等，这些举措都成为同性恋宣传的有效载体。更为重要的是，在德国还自发形成了“德国友谊联合会”、“人权联盟”等同性恋组织，它们的出现促进了同性恋运动向大规模群众运动的转变。以“人权联盟”为例，该组织在1929年时拥有会员48000人，其机构几乎遍及德国所有城市。“人权联盟”在政治上也十分活跃，曾就兴登堡总统开除同性恋议员一事提出过申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