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内阁制度(3)
2023-04-08 来源:文库网
当然，内阁选拔人员的因素有很多，主要看候选人的年龄、资历、名望、职位，还有很重要的一条，他的科举成绩，并且是不是翰林院庶吉士出身，如果是，那入阁可能性便大大增加。这一时期，内阁的地位在士林和官员心中也发生了变化，人们几乎已经将内阁看作宰相，称内阁成员为内阁辅臣，进入内阁就意味着名望上的巨大飞跃和进入帝国权力中枢，这使得官员们进一步对于内阁趋之若鹜。不过，这一阶段是内阁制度进一步趋于成熟，但也因此引发了文官集团内部残酷的党政和政争。
同时，明世宗朱厚璁改华盖殿为中极殿，谨身殿为建极殿，将大学士的朝位班次，列在六部尚书之前，地位大大提高。到嘉靖二十一年，权臣严嵩任武英殿大学士后，专擅朝政二十余年，内阁的权力已经完全与从前的宰相一样了。这在政治上真正意味着内阁的成熟。
第四阶段：顶峰
在经历了严嵩时期的大权独揽之后，内阁终于在万历初年登峰造极。万历初年，张居正在联合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排除了政敌高拱之后成为内阁首辅，此时万历皇帝年纪尚小，皇帝的母亲李太后十分倚仗张居正，张居正与大太监冯保的合作也十分愉快。内外廷的权力极其罕见的第一次结合，这使得张居正的权力达到了（在明代）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地步。最著名的一件事情就是有来客去张居正家中，他逢迎张居正称之为“元辅”，即劳苦功高的宰辅之意，原本本朝不设宰相，这样的话公开说出来已经十分过头，但张居正居然说了一句震古骇今：“我非相，乃摄也”，意思即为我不是宰相，而是摄政。
当然，内阁权力到达巅峰是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和偶然性的，例如张居正恰好能找到一个愿意与他合作的太监，这是很难得的，毕竟在此之前内外廷的争权夺利延续了一百多年。再比如，张居正恰好又遇上了一个年纪小的皇帝和一个愿意相信他的太后，这些偶然因素都推动处于上升中的内阁权力到达了顶峰。幸运的是，张居正并没有浪费高度集中的权力，他力行改革，改良吏治，推行新的赋税方法，任命戚继光、李成梁等名将整顿军队，巩固国防，清查土地，打击大地主贵族。在他的一系列措施下，大明帝国政局有了明显的改观，国库日益增加，边境安定，明末嘉靖以来严重的土地兼并和流民问题得到了暂时的稳定，张居正就这样以他手上的最高权力稳定了国家，他值得后世的尊重。
万历初年内阁首辅张居正
第五阶段：衰落
内阁的权力崛起花费了一百余年，至万历初年张居正时期达到顶峰。但是，令人意外的是，内阁的衰落速度也令人惊诧。万历末年，党争加剧，文官集团内部争斗不休，万历皇帝常年不上朝，内阁乃至政府机构长期缺员。自万历年起，内阁仅有叶向高一人而已，并且就这样持续了整整七年。朝廷外的文官忙于斗争，宫内的皇帝不理政务，这这就使得内阁长期处于一个超负荷运转的状态中。权力与职责的严重失衡，政务的混乱和政令的无法上传下达，大臣与皇帝的离心离德，这些都使得内阁成为了替罪羊，内阁大臣往往要面对着文官们的指责，却无力改变局面，因为混乱的根源不在内阁，而在这个制度本身。
至天启年间，大太监魏忠贤独揽朝政，内阁首辅是阉党的顾秉忠，此人自认为魏忠贤的干儿子。可想而知，其也是完全根据魏忠贤的旨意办事。此时的内阁已经完全沦为内廷的附庸，失去了独立处理政务的能力。至崇祯年间，崇祯帝短短的十七年间换了五十几任内阁成员，内阁成员更换之频繁如同走马观花一般，内阁的作用与地位随着大混乱时代的到来而不断沉沦。伴随着明末的乱世，内阁衰落是必然的。
值得注意的是，崇祯帝为内阁人员的选拔新增加了一种方式，名为枚谱。那么，什么叫做枚谱呢？即以抓阄方式决定入阁人选。这是由于明末党争泛滥，而崇祯帝最厌恶党争，所以为了避免廷推时产生大臣结党营私，搞小动作的问题，采取抓阄的方法。这种方法固然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大臣内斗和暗箱操作，但是当内阁成员这一辅佐皇帝的职务都需要靠运气来决定而不是看其人是否能够负责、是否有足够能力处理政务时，内阁制度也正在走向极端。这一阶段的内阁主要表现为内阁权力的缩减和阁臣的不作为，内阁地位逐渐成为最高权力拥有者的附庸（皇帝或大宦官），呈现出附庸化的趋势，而不是早期的对抗的态势。
纵观整个明朝，内阁制度逐步的发展、成熟并到达顶峰，但又以很快的速度衰落。在这个过程中内阁始终不是法定的一级行政机构，即便它巅峰时期可以独揽大权，达到过去宰相的权力与地位。内阁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它一定程度上是作为了文官集团的代表，当明成祖设置内阁和“三杨辅政”发展内阁直到明末时，内阁与文官集团一直是呈现上升的趋势，文官集团通过控制内阁逐渐形成了可以与皇权和内廷宦官相抗衡的实力。但是，当明末文官集团内部处于混乱之时，内阁的作用自然也大大减少了。内阁还很容易受时局和朝政的影响，当内廷势力强大时（如刘瑾、魏忠贤）或时局动荡不安时，内阁的作用便会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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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明世宗朱厚璁改华盖殿为中极殿，谨身殿为建极殿，将大学士的朝位班次，列在六部尚书之前，地位大大提高。到嘉靖二十一年，权臣严嵩任武英殿大学士后，专擅朝政二十余年，内阁的权力已经完全与从前的宰相一样了。这在政治上真正意味着内阁的成熟。
第四阶段：顶峰
在经历了严嵩时期的大权独揽之后，内阁终于在万历初年登峰造极。万历初年，张居正在联合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排除了政敌高拱之后成为内阁首辅，此时万历皇帝年纪尚小，皇帝的母亲李太后十分倚仗张居正，张居正与大太监冯保的合作也十分愉快。内外廷的权力极其罕见的第一次结合，这使得张居正的权力达到了（在明代）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地步。最著名的一件事情就是有来客去张居正家中，他逢迎张居正称之为“元辅”，即劳苦功高的宰辅之意，原本本朝不设宰相，这样的话公开说出来已经十分过头，但张居正居然说了一句震古骇今：“我非相，乃摄也”，意思即为我不是宰相，而是摄政。
当然，内阁权力到达巅峰是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和偶然性的，例如张居正恰好能找到一个愿意与他合作的太监，这是很难得的，毕竟在此之前内外廷的争权夺利延续了一百多年。再比如，张居正恰好又遇上了一个年纪小的皇帝和一个愿意相信他的太后，这些偶然因素都推动处于上升中的内阁权力到达了顶峰。幸运的是，张居正并没有浪费高度集中的权力，他力行改革，改良吏治，推行新的赋税方法，任命戚继光、李成梁等名将整顿军队，巩固国防，清查土地，打击大地主贵族。在他的一系列措施下，大明帝国政局有了明显的改观，国库日益增加，边境安定，明末嘉靖以来严重的土地兼并和流民问题得到了暂时的稳定，张居正就这样以他手上的最高权力稳定了国家，他值得后世的尊重。
万历初年内阁首辅张居正
第五阶段：衰落
内阁的权力崛起花费了一百余年，至万历初年张居正时期达到顶峰。但是，令人意外的是，内阁的衰落速度也令人惊诧。万历末年，党争加剧，文官集团内部争斗不休，万历皇帝常年不上朝，内阁乃至政府机构长期缺员。自万历年起，内阁仅有叶向高一人而已，并且就这样持续了整整七年。朝廷外的文官忙于斗争，宫内的皇帝不理政务，这这就使得内阁长期处于一个超负荷运转的状态中。权力与职责的严重失衡，政务的混乱和政令的无法上传下达，大臣与皇帝的离心离德，这些都使得内阁成为了替罪羊，内阁大臣往往要面对着文官们的指责，却无力改变局面，因为混乱的根源不在内阁，而在这个制度本身。
至天启年间，大太监魏忠贤独揽朝政，内阁首辅是阉党的顾秉忠，此人自认为魏忠贤的干儿子。可想而知，其也是完全根据魏忠贤的旨意办事。此时的内阁已经完全沦为内廷的附庸，失去了独立处理政务的能力。至崇祯年间，崇祯帝短短的十七年间换了五十几任内阁成员，内阁成员更换之频繁如同走马观花一般，内阁的作用与地位随着大混乱时代的到来而不断沉沦。伴随着明末的乱世，内阁衰落是必然的。
值得注意的是，崇祯帝为内阁人员的选拔新增加了一种方式，名为枚谱。那么，什么叫做枚谱呢？即以抓阄方式决定入阁人选。这是由于明末党争泛滥，而崇祯帝最厌恶党争，所以为了避免廷推时产生大臣结党营私，搞小动作的问题，采取抓阄的方法。这种方法固然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大臣内斗和暗箱操作，但是当内阁成员这一辅佐皇帝的职务都需要靠运气来决定而不是看其人是否能够负责、是否有足够能力处理政务时，内阁制度也正在走向极端。这一阶段的内阁主要表现为内阁权力的缩减和阁臣的不作为，内阁地位逐渐成为最高权力拥有者的附庸（皇帝或大宦官），呈现出附庸化的趋势，而不是早期的对抗的态势。
纵观整个明朝，内阁制度逐步的发展、成熟并到达顶峰，但又以很快的速度衰落。在这个过程中内阁始终不是法定的一级行政机构，即便它巅峰时期可以独揽大权，达到过去宰相的权力与地位。内阁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它一定程度上是作为了文官集团的代表，当明成祖设置内阁和“三杨辅政”发展内阁直到明末时，内阁与文官集团一直是呈现上升的趋势，文官集团通过控制内阁逐渐形成了可以与皇权和内廷宦官相抗衡的实力。但是，当明末文官集团内部处于混乱之时，内阁的作用自然也大大减少了。内阁还很容易受时局和朝政的影响，当内廷势力强大时（如刘瑾、魏忠贤）或时局动荡不安时，内阁的作用便会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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