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内阁制度(2)
2023-04-08 来源:文库网
明成祖朱棣
按照明成祖的设想，他将决策权牢牢把控在手中，建议权在于内阁，行政权在六部，同时各个机构之间相互牵制以达到完美的权力架构。国家最高行政命令从紫禁城发出，通过全国1936处驿站，全长143700公里的驿道，层层下发到国家每一个角落。在这个时期，“阁臣之预务自此始，然其时，入内阁者皆编、检、讲读之官，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白。”，内阁的权力较小。明成祖似乎很有自信，他认为可以将内阁完全控制，但历史真的会如同他设想的那样吗？
第二阶段：发展
历史的进程没有按照朱棣所设想的那样发展，内阁终究还是做大了。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很简单。如果有雄才大略的君主在，那么自然也压制的住内阁。但如果君主年纪较小或者比较昏庸不理政务，那么，内阁的大学士又是朝廷上最有名望或是能力最强的文臣，自然就无可置疑的负担起处理日常政务的职责了，这真可谓是水到渠成。永乐中期以后，内阁职权渐重，能够管理六部尚书，成为皇帝的最高幕僚和决策机构。后明宣宗朱瞻基时期，权力开始上升，这个过程中最为典型的事件就是1425年仁宗以杨士奇、杨荣等为东宫旧臣，升杨士奇为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杨荣为太常卿兼谨身殿大学士，之后杨士奇、杨荣等人均兼有尚书职位，虽然身居内阁，其头衔均以尚书为尊。从此内阁权力便发展而不可止了，这一过程中最典型的特征是内阁办事制度的稳定化、流程化，虽然没有能制度化（变为文字和规章制度），但依旧形成了一系列的不成文的规章，例如政务处理的流程化、规范化，这一套颇为完善的政务流程是：
全国大大小小的奏章，甚至老百姓给皇帝提出的建议，都由通政使司汇总，司礼监呈报皇帝过目，再交到内阁，内阁负责草拟处理意见，再由司礼监把意见呈报皇上批准，最后由六科校对下发。
在这个过程当中，形成了许多不成文的规则，对后世影响深远。例如进入内阁必须要有响应的品级，就是内阁的大学士往往要兼任尚书或者有尚书衔。原本明太祖规定大学士只有五品，但后来居然发展到没有二品官职不能进入内阁。不得不让人感慨变化之大。这就变成了大学士在进入内阁前必须要兼任一部尚书，这反而形成了一个与英国现代内阁制度相似之处（英国内阁包括各部大臣，如财政部长、外交部长等）。只不过二者成因完全不一样，一个是因为进入内阁的资质限制才不得不兼任之，一个是内阁成员担任各部大臣有利于统筹各个部门的情况，作出有利于全局的规划。
永乐、洪熙、宣德三朝大学士，内阁首辅杨荣
这一时期形成的很多规则让后来的内阁一直沿袭，内阁的成员通常有四至九人不等，少则三四人，多则七至九人。内阁通常有人在午门文渊阁值班，但一般情况只有一名内阁成员，采取轮流值班的制度，以应对皇帝任何的紧急事务或突发情况。内阁成员的选拔制度也是这个时候产生的，一般有两种，分别是廷推和特简，廷推就是事先确定好候选人，然后让高级大臣们投票选举内阁成员。特简就是皇帝特别挑选大臣进入内阁，在这个时期还是经常有皇帝使用特简之权。内阁一般设置办事人员若干，有内阁司直郎，品阶较低，一般为经过科举正途而且取得较高名次的人员，后来发展为设置内阁中书，至清代形成定制。
明代宗朱祁钰的景泰年间，王文以左都御史进吏部尚书后进入内阁，自此之后，诰敕房、制敕房俱设中书舍人，六部承奉意旨，内阁权力更大。虽有明英宗朱祁镇的正统末年的反复，可到成化年、弘治之际，内阁在已经成为足以对抗皇权的文官政府代表。
第三阶段：成熟
正德年间，武宗朱厚照所做多荒诞不经之事，导致后世对他批评较多，但也正是由于这一时期他疏于政务反而导致内阁权力极速膨胀。武宗初期，内阁三大重臣李东阳、刘健、谢迁被称为“李公谋、刘公断，谢公尤侃侃”，受到时人赞誉，他们三人配合恰当，关系融洽，使得政务处理顺利，行政效率高，政令得以下传，国家局势日益稳定，他们三人的内阁在名声上足以与三杨内阁并驾齐驱，不仅如此，他们三人在内阁发展史上的作用与地位也不逊色于三杨。
正德年间内阁首辅李东阳
至嘉靖初期，内阁的权力又有进一步扩大，为了代替因为大礼议事件而不得不下台的内阁首辅杨廷和，嘉靖帝特简在大礼议事件中支持他的张璁进入内阁，原本皇帝使用特简之权天经地义，令人意外的是，文官们居然集团反对，认为嘉靖帝坏了规矩，侵犯了他们的权利。这是由于嘉靖帝之前的皇帝已经许久没有使用过特简的权力，文官们长期通过内部的廷推决定入阁人选，所以嘉靖帝使用特简之权才会如此引起文官们的集体反弹。换言之，内阁从原来的内阁办事流程化进一步变为内阁成员选拔制度自主化，文官集团认为长久以来皇帝放任文官们内部决定入阁人选是已经默认了选拔内阁成员是文官们的固有权利。可以想见，被选出来的文官，不管他属于文官集团内部的哪个派系，他始终都是代表文官的利益。以此组成的内阁，便俨然能与皇权抗衡了。
按照明成祖的设想，他将决策权牢牢把控在手中，建议权在于内阁，行政权在六部，同时各个机构之间相互牵制以达到完美的权力架构。国家最高行政命令从紫禁城发出，通过全国1936处驿站，全长143700公里的驿道，层层下发到国家每一个角落。在这个时期，“阁臣之预务自此始，然其时，入内阁者皆编、检、讲读之官，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白。”，内阁的权力较小。明成祖似乎很有自信，他认为可以将内阁完全控制，但历史真的会如同他设想的那样吗？
第二阶段：发展
历史的进程没有按照朱棣所设想的那样发展，内阁终究还是做大了。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很简单。如果有雄才大略的君主在，那么自然也压制的住内阁。但如果君主年纪较小或者比较昏庸不理政务，那么，内阁的大学士又是朝廷上最有名望或是能力最强的文臣，自然就无可置疑的负担起处理日常政务的职责了，这真可谓是水到渠成。永乐中期以后，内阁职权渐重，能够管理六部尚书，成为皇帝的最高幕僚和决策机构。后明宣宗朱瞻基时期，权力开始上升，这个过程中最为典型的事件就是1425年仁宗以杨士奇、杨荣等为东宫旧臣，升杨士奇为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杨荣为太常卿兼谨身殿大学士，之后杨士奇、杨荣等人均兼有尚书职位，虽然身居内阁，其头衔均以尚书为尊。从此内阁权力便发展而不可止了，这一过程中最典型的特征是内阁办事制度的稳定化、流程化，虽然没有能制度化（变为文字和规章制度），但依旧形成了一系列的不成文的规章，例如政务处理的流程化、规范化，这一套颇为完善的政务流程是：
全国大大小小的奏章，甚至老百姓给皇帝提出的建议，都由通政使司汇总，司礼监呈报皇帝过目，再交到内阁，内阁负责草拟处理意见，再由司礼监把意见呈报皇上批准，最后由六科校对下发。
在这个过程当中，形成了许多不成文的规则，对后世影响深远。例如进入内阁必须要有响应的品级，就是内阁的大学士往往要兼任尚书或者有尚书衔。原本明太祖规定大学士只有五品，但后来居然发展到没有二品官职不能进入内阁。不得不让人感慨变化之大。这就变成了大学士在进入内阁前必须要兼任一部尚书，这反而形成了一个与英国现代内阁制度相似之处（英国内阁包括各部大臣，如财政部长、外交部长等）。只不过二者成因完全不一样，一个是因为进入内阁的资质限制才不得不兼任之，一个是内阁成员担任各部大臣有利于统筹各个部门的情况，作出有利于全局的规划。
永乐、洪熙、宣德三朝大学士，内阁首辅杨荣
这一时期形成的很多规则让后来的内阁一直沿袭，内阁的成员通常有四至九人不等，少则三四人，多则七至九人。内阁通常有人在午门文渊阁值班，但一般情况只有一名内阁成员，采取轮流值班的制度，以应对皇帝任何的紧急事务或突发情况。内阁成员的选拔制度也是这个时候产生的，一般有两种，分别是廷推和特简，廷推就是事先确定好候选人，然后让高级大臣们投票选举内阁成员。特简就是皇帝特别挑选大臣进入内阁，在这个时期还是经常有皇帝使用特简之权。内阁一般设置办事人员若干，有内阁司直郎，品阶较低，一般为经过科举正途而且取得较高名次的人员，后来发展为设置内阁中书，至清代形成定制。
明代宗朱祁钰的景泰年间，王文以左都御史进吏部尚书后进入内阁，自此之后，诰敕房、制敕房俱设中书舍人，六部承奉意旨，内阁权力更大。虽有明英宗朱祁镇的正统末年的反复，可到成化年、弘治之际，内阁在已经成为足以对抗皇权的文官政府代表。
第三阶段：成熟
正德年间，武宗朱厚照所做多荒诞不经之事，导致后世对他批评较多，但也正是由于这一时期他疏于政务反而导致内阁权力极速膨胀。武宗初期，内阁三大重臣李东阳、刘健、谢迁被称为“李公谋、刘公断，谢公尤侃侃”，受到时人赞誉，他们三人配合恰当，关系融洽，使得政务处理顺利，行政效率高，政令得以下传，国家局势日益稳定，他们三人的内阁在名声上足以与三杨内阁并驾齐驱，不仅如此，他们三人在内阁发展史上的作用与地位也不逊色于三杨。
正德年间内阁首辅李东阳
至嘉靖初期，内阁的权力又有进一步扩大，为了代替因为大礼议事件而不得不下台的内阁首辅杨廷和，嘉靖帝特简在大礼议事件中支持他的张璁进入内阁，原本皇帝使用特简之权天经地义，令人意外的是，文官们居然集团反对，认为嘉靖帝坏了规矩，侵犯了他们的权利。这是由于嘉靖帝之前的皇帝已经许久没有使用过特简的权力，文官们长期通过内部的廷推决定入阁人选，所以嘉靖帝使用特简之权才会如此引起文官们的集体反弹。换言之，内阁从原来的内阁办事流程化进一步变为内阁成员选拔制度自主化，文官集团认为长久以来皇帝放任文官们内部决定入阁人选是已经默认了选拔内阁成员是文官们的固有权利。可以想见，被选出来的文官，不管他属于文官集团内部的哪个派系，他始终都是代表文官的利益。以此组成的内阁，便俨然能与皇权抗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