涩谷天马专访 一个日本演员在中国的年 转(2)
2023-04-08 来源:文库网
这种神经质是有缘由的，当他诱拐男主角的孩子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可怜的一面——他有着悲惨的童年，会把小鱼放在敌人的小孩身边陪伴，就像在和过去的自己对话。这样一塑造，人物更有真实感。
导演明白我的意思。角色的厚度随着我们之间的沟通逐渐在增加，从一变成二，最终可能会到四或五的效果。一般专门找我这类日本演员参与的导演，都会尊重真实感，尊重我的提议。
对我来说这么少的露出机会，是不能乱演的。
但这番苦心能收到怎样的反馈？你永远无法预料。有些脸谱化的反派角色来不及设计，简单粗暴地演完却特别受欢迎，我真是没想到。有点讽刺吧？
近几年我也在刻意避开日本兵的角色，尝试接一些不一样的。想象一下，“日本鬼子”反串老太太是不是很有意思？我演过日本魔术师，日本警察，还有日本科学家，这些人有好有坏，这也是我观察到内地戏剧的一个特色——正反派区分得很清楚。
在台湾和魏德圣导演合作时，我拿着自认为是“反派”的角色去跟导演聊，导演有些奇怪：“他是这样的人，但他没有这么坏。”
那时候才觉得，自己习惯了内地影视剧的模式后，想法真是不一样。
在片场的涩谷天马
中国的规矩
演了这么多日本兵的角色之后，来找我的始终是抗战戏最多。我试着每次尽量跟之前演的角色有区别——用新的方式表演，或者故意避开类似的人物，但越来越难。于是我开始考虑给自己开拓一些新的机会，比如写剧本，做制片人，做文化交流，道路拓宽一些。
2012年和朋友一起开了一家公司，沟通中日之间的影视版权业务。没想到当年9月就出了钓鱼岛事件，两国的交流突然停顿了。自那以后，四年没有任何日本电影引进中国，特别可怕。我们谈购买拍摄权和翻拍权也很难，往返中日，非常努力去沟通协调，依旧无果。投资方担心没有确定的规则，万一买了不让上映怎么办？
政策变动很大很快，这点和日本不一样。日本是政策出台之后，慢慢试行一两年，让大家都有个准备，磨合期过了，再正式定下来。中国则是，突然通知唉明天我们有新政策要发布，很快，可能下个月就开始实行了。还有一些潜在的规则，我们联系过一个想要引进的日本电影，里面有一个美女反派，由于衣着比较性感，投资方担心因此上不了大银幕。
这一点和剧组很像。有时明明定好下个月的档期，今天会突然打电话问：“明天能进组吗？”变动原因各种各样，比如剧本没有写出来，其他演员的安排有变动，拍摄场景没有协调好等等。
刚来中国的时候，剧组早早定下一个剧的反二号之后，我花了一个月时间准备。当时中文不好，又正值搬家间隙，我每天去公园背台词，听朋友帮忙录的中文台词，跟着念纠正发音，四行中文台词我花了三天才背下来。
进组当天开完会，副导演临时找我：“涩谷，换个角色吧，导演想让你演反一号。”反一号中文特别流利，有大量的中文台词。过两天就要开机，完全来不及准备，我非常惊讶地拒绝了，但他们没同意。那天晚上，导演和制片人一帮人，在房间围着我劝了四个小时，我知道他们一定不会妥协的。
那七八天，我每天拖着生病的身体，从早到晚拍动作戏。跑步，趴地，背着受伤的人跑，拿刀“砍人”，我体力快到极限了，硬撑着。不只是体力，整个过程也特别辛苦，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如果做演员这么辛苦的话，我可以改行。”在日本拍戏从来没有这么辛苦过，中国有一些制片方不太尊重演员和工作人员。
拍完这部戏，回程路上，我晕倒在北京的机场。从这时开始，内心做好了随时可以回日本的准备，但又总觉得有一点不甘心，我不断问自己：“唉涩谷，你真的竭尽所能了吗？”
你看，我还是一直留到了现在。
我常常遇到收到剧本，最终没有开拍的项目。这些剧本现在还在我家放着，目前没拍的大概有十部，差不多半人高了，加上以前的可能有三十部。
日本剧组拍戏的习惯是，所有事情全都提前安排得周到。所以我说再好的同声传译也很难沟通中日影视方面合作，比如中方说，一个项目今年年底开机，很可能年底开不了机，要是如实翻译，日方可能会觉得被骗了。
当时完全无法理解的事情，现在也慢慢在适应。来中国这些年，我的分析能力越来越强。像是在玩推理和侦探游戏，一个一个元素拼接过来，一件事情一方这么说，另一方这么说，然后自己去看资料，对比研究种种迹象，你才知道它是否有可能实现。
也学会了一点，叫“不能提前准备”。类似的经验多了之后，很多演员会开始做一些自己一个人能掌控的事情，比如做陶瓷啊，画画啊，我觉得一个原因是，拍戏不能自己控制，自己一个人的活动就百分百随意的。
导演明白我的意思。角色的厚度随着我们之间的沟通逐渐在增加，从一变成二，最终可能会到四或五的效果。一般专门找我这类日本演员参与的导演，都会尊重真实感，尊重我的提议。
对我来说这么少的露出机会，是不能乱演的。
但这番苦心能收到怎样的反馈？你永远无法预料。有些脸谱化的反派角色来不及设计，简单粗暴地演完却特别受欢迎，我真是没想到。有点讽刺吧？
近几年我也在刻意避开日本兵的角色，尝试接一些不一样的。想象一下，“日本鬼子”反串老太太是不是很有意思？我演过日本魔术师，日本警察，还有日本科学家，这些人有好有坏，这也是我观察到内地戏剧的一个特色——正反派区分得很清楚。
在台湾和魏德圣导演合作时，我拿着自认为是“反派”的角色去跟导演聊，导演有些奇怪：“他是这样的人，但他没有这么坏。”
那时候才觉得，自己习惯了内地影视剧的模式后，想法真是不一样。
在片场的涩谷天马
中国的规矩
演了这么多日本兵的角色之后，来找我的始终是抗战戏最多。我试着每次尽量跟之前演的角色有区别——用新的方式表演，或者故意避开类似的人物，但越来越难。于是我开始考虑给自己开拓一些新的机会，比如写剧本，做制片人，做文化交流，道路拓宽一些。
2012年和朋友一起开了一家公司，沟通中日之间的影视版权业务。没想到当年9月就出了钓鱼岛事件，两国的交流突然停顿了。自那以后，四年没有任何日本电影引进中国，特别可怕。我们谈购买拍摄权和翻拍权也很难，往返中日，非常努力去沟通协调，依旧无果。投资方担心没有确定的规则，万一买了不让上映怎么办？
政策变动很大很快，这点和日本不一样。日本是政策出台之后，慢慢试行一两年，让大家都有个准备，磨合期过了，再正式定下来。中国则是，突然通知唉明天我们有新政策要发布，很快，可能下个月就开始实行了。还有一些潜在的规则，我们联系过一个想要引进的日本电影，里面有一个美女反派，由于衣着比较性感，投资方担心因此上不了大银幕。
这一点和剧组很像。有时明明定好下个月的档期，今天会突然打电话问：“明天能进组吗？”变动原因各种各样，比如剧本没有写出来，其他演员的安排有变动，拍摄场景没有协调好等等。
刚来中国的时候，剧组早早定下一个剧的反二号之后，我花了一个月时间准备。当时中文不好，又正值搬家间隙，我每天去公园背台词，听朋友帮忙录的中文台词，跟着念纠正发音，四行中文台词我花了三天才背下来。
进组当天开完会，副导演临时找我：“涩谷，换个角色吧，导演想让你演反一号。”反一号中文特别流利，有大量的中文台词。过两天就要开机，完全来不及准备，我非常惊讶地拒绝了，但他们没同意。那天晚上，导演和制片人一帮人，在房间围着我劝了四个小时，我知道他们一定不会妥协的。
那七八天，我每天拖着生病的身体，从早到晚拍动作戏。跑步，趴地，背着受伤的人跑，拿刀“砍人”，我体力快到极限了，硬撑着。不只是体力，整个过程也特别辛苦，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如果做演员这么辛苦的话，我可以改行。”在日本拍戏从来没有这么辛苦过，中国有一些制片方不太尊重演员和工作人员。
拍完这部戏，回程路上，我晕倒在北京的机场。从这时开始，内心做好了随时可以回日本的准备，但又总觉得有一点不甘心，我不断问自己：“唉涩谷，你真的竭尽所能了吗？”
你看，我还是一直留到了现在。
我常常遇到收到剧本，最终没有开拍的项目。这些剧本现在还在我家放着，目前没拍的大概有十部，差不多半人高了，加上以前的可能有三十部。
日本剧组拍戏的习惯是，所有事情全都提前安排得周到。所以我说再好的同声传译也很难沟通中日影视方面合作，比如中方说，一个项目今年年底开机，很可能年底开不了机，要是如实翻译，日方可能会觉得被骗了。
当时完全无法理解的事情，现在也慢慢在适应。来中国这些年，我的分析能力越来越强。像是在玩推理和侦探游戏，一个一个元素拼接过来，一件事情一方这么说，另一方这么说，然后自己去看资料，对比研究种种迹象，你才知道它是否有可能实现。
也学会了一点，叫“不能提前准备”。类似的经验多了之后，很多演员会开始做一些自己一个人能掌控的事情，比如做陶瓷啊，画画啊，我觉得一个原因是，拍戏不能自己控制，自己一个人的活动就百分百随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