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马：荒谬的苦难哲学(4)

一切没有选择的行为，在道德上都是没有价值的。你表扬一个太监守贞操，就像在我们的时代你表扬一个下岗工人勤俭节约，农民衣着朴素一样没有意义。只有当我们可以依照自己的良心选择并对自己的选择负责时，我们的“牺牲”才是有价值的。也就是说，善恶在个人不能负责的范围内是没有意义的。一件我们完全不能把握的事件，在道德上就既没有机会获得好评，也没有机会招致恶损。在皮鞭和棍棒下被动地从事一件他完全不得已的工作，和顶住舆论的压力，毁家纾难，成就一项他认为有价值的事业，这二者是有天壤之别的。如果不问选择和被迫的区分，一味赞叹受难者的勤劳勇敢，即使他们的工作真对后人有意义，也显得全无心肝。
由于和意识形态“捆绑销售”的时间太长，中国的文人学士喜欢把一切问题都“泛道德化”。一座诺大的城市十里不见厕所，市民忍耻到墙角排泄，论者归结为“素质低”，而全然不管市政当局的不作为；一个乡村教师三十年如一日，省吃节用，自费买砖，亲自手提肩背，将一座学校背上山，媒体高度赞扬“刘老汉”的“主人翁精神”，而只字不提教育部门的失职对一个老人的身心摧残；一个云南乡村的女邮电员工资不够坐车，步行穿山，独自往返数百公里，好多地方要靠溜索穿越，记者采访完毕，只是一个劲地称赞她的任劳任怨……这种冷血文化培养出的冷血道德鲁迅称之为“瞒和骗”。

“瞒和骗”的要诀在于，闭上眼睛，绕开真实人生，把一切需要改良的现实问题转化成一个无私奉献的道德自律问题，然后用形而上的空洞抒情代替形而下的技术改进。苦难和苦难的制造者就这样一起消失。“亡国一次，即添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后来每不想光复旧物，而只去赞美那几个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却只顾歌咏那一群烈女。”（鲁迅《论睁了眼看》）看来这种“乾坤大转移”的法术自古有之，于今为烈。
那么，谁是这种牺牲道德的最后受益者？当一些人无论是心甘情愿还是受人哄骗地出售了他们的体能和智力时，谁是这种廉价产品的真正买方？从中国农民的身上我看到了这种道德加减的最后得数。中国农民几千年来忍受着非人的苛待，兵来如篦，官来如剃，换来的只是一句“吃苦耐劳”的道德美誉，而几千年来他们的善良、隐忍是不是提高了执政者的道德水平呢？是不是使得治人者有些许的良心发现而减轻压迫呢？或者干脆反过来说，是不是在更大程度上出现了相反的变化呢？时代发展到今天，人们打死一只狗熊或猕猴都要判刑，但打死一个农民却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有时还会成为晋升的资本。牛马般地付出，绵羊般地忍耐，换来的却是虎狼般地侵害，那么，这忍耐究竟是助恶呢，还是扬善呢？而几乎所有脑满肠肥的“城市贵族”，甚至是专家教授，开车玩一回“农家乐”回来都盛赞农民的乐天知命，而他们哪里知道隐藏在这笑容背后的是永无止境的伤害积淀而成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