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琐忆（2）(3)

就是维持这个生活水平，都得借助我个人的劳动心血。记得读五二那期，夏天来临了，我还没有过夏的单衣服，母亲没法子，只得用我捡河沙的钱扯来几尺罗蚊帐布，她用手工给我做了两个汗衫，母亲给我一针一线地缝制，在家穿上身时，鹿姐和鹊姐还夸我穿上了新衣服，又好看又凉爽。可当我穿着进了教室的时候，却笑倒了一教室的人，只差笑掉人家的下巴。我仔细瞧瞧，只见全班都穿得比我好多了，洋气多了。我的汗衫无论是布料还是手艺，都是不伦不类的，大家叫我土包子。吃的也是一样的艰难，全班同学的中餐挤在一个教室里吃，实在是一件比拼贫富的事情。和大家想比，太差远了也确实不像话。父母亲很是体谅我，秋冬季让我每餐带二两米一坨茴，夏季让我带三两米。这是一个定量，不管是饱与饿，都不得超过这个标准。别人就不同，我记得我们班上有一位姓潘的同学，无论是丰年歉岁，上年下年，他每餐都带八两米，吃得了吃不了都是这个水平，很是显摆，馋得我们这些穷学生直流口水。
我带到学校下饭的菜，一般是腌制菜，有时连腌制菜也没有，只有在饭钵子里放两粒盐。春汛时，父亲也在没雨的夜晚带着我去山塘扒鱼虾，有时忙活半个晚上，能捞个一碗半碗，有时就干脆什么也捞不着，空人回归。我常常交不起书钱，那时候读书是极为便宜的，一个学期就交几元钱。头一年，每到开学，我只能交两元钱给班主任，其余的，要靠母亲平日里卖鸡蛋慢慢地积累一点，分几次付清。所以，每次班主任催缴学费念名字的时候，我总是其中一个，最后一次念名字，也总是有我的份。每当老师催缴学费的时候，我便十分懊恼，常常是低着头，满脸通红，羞得无地自溶。可是我又争不了这口气，不能及时交清学费，而且也不愿意放弃读书。读六年一期是，我连两元钱也没有了，母亲特意去澎湖湾借钱，外婆给她两元钱的公债券，学校收到这公债券后反复看，总觉得有问题，七嘴八舌议论一番，原来已经过期。

它是一张五八年的公债券，已经兑付完了，学校便把债券退给我，母亲又去找在银行工作的堂姐夫，七弯八拐地费了好大的劲才算是兑付了，我也算交上了两元钱的“开头学费”，欠下的就一直交不上，无论老师怎么催，家里就是找不出一分钱来。读六二的时候，家里连“开头学费”两元钱也没有，我读了一个学期书干脆就没交一分钱，那已经是一九六七年上半年了，文革的“春风”已经吹进了我们那个档次的学校，并且已经触及到了学校领导和部分教师了。学校班子一瘫痪，学费也没人来催了，交不交都一样毕业了。实际上，还在一九六六年下半年，文革的火焰就已经在秀水完小点起来了。到北京串过连的造反派头头唐小兵重返秀水完小，他来烧了几把火，学校就闹起了红卫兵运动，开始给学校领导和出身不好的老师写大字报。
大字报高潮时，简直是铺天盖地，礼堂的四面墙上和晒池回廊的墙壁上都是大字报。有一天，彭校长找我有事，我去了他的卧室。彭校长和他的夫人一起只住了一间六平米的斗室，开了一间小铺。我进去以后，只见斗室里的墙壁上地上蚊帐上都是大字报，彭校长捡开地上的一张才让我进去谈事情。造反派给校领导和老师们捏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干一些让老师人格丧尽的悲剧，与各地介绍的情况大同小异，我这里不再赘述。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学校的课一直没有停下来，正常的教学秩序一直没有打乱，直到一九六七年下半年，红卫兵造反派实力完全控制了学校，学校才完全停课，美其名曰“停课闹革命”。这时，我已经顺利地高小毕业了。高小毕业后，我继续读书的权利被剥夺了。辍学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无学可升，公社还没有开办初中，高小毕业的学生都回原校闹革命去了，我要上学也是重新回到秀水完小去参加学校文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