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和我(2)

父亲生前的时候经常在我们耳边念叨的就是5岁的那年差点被饿死，那是垃圾坑里的一只死鸡救了他，其实父亲并不愿意说这些的，只是不愿意看到我们比较挑食、不能吃苦罢了。 爷爷给我讲也跟我提起过，当时在大建人民公社，全村人一起吃大锅饭的时候，我父亲是一个得力的干将，每天都能给家里增加好几个工分。但那时也正是适龄上学的时候，父亲为什么只读了几天的书一直到他去世的时候都还没告诉过我真相，但是后来听爷爷和我姑姑略微提起过，我想的是父亲不说也有他自己的原因吧。所以后来任何人的相关言语我也就没有完全放在心上。以至于父亲的童年也就是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里度过的。 接下来的就是“文革十年浩劫”中，我三个叔叔相继出生，当时孩子生的多大概也是响应了毛主席的那句话，“大搞人民公社，人多力量大”罢，但是众多孩子的抚养以及教育方面却成了一个极大的难题。
因为我父亲没读书，所以家里里里外外很多事情就是我父亲和两个姑姑承担的，而当时我二姑是一个小队长，管着好几十号人的生产劳动，所以每天挑水、劈柴、烧饭、蒸红薯只要是力所能及的都会主动去做，只有这样叔叔他们放学回来才会有香喷喷的红薯吃。我爷爷一直都说最喜欢的是我父亲，大概这就是其中的原因吧。 父亲到了十四岁的时候，爷爷托人找了一个做泥水工的师傅，让我父亲去跟着学，那时候砌墙用的不是我们现在的水泥砖或者是红砖，而是土砖。听父亲以前介绍说过，这土砖是用泥土和稻草和在一起，在大晴天的时候用模子印成一块块的晒干后就可以砌墙了，但是要是遇到阴雨天气的时候那就前功尽弃了，父亲也跟我讲到过一家在做这个砖后还没晒干封存就下起大雨了，这样真实“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当时我父亲学这门手艺的时候，可以说是一波三折，村里很多人嘲笑他，说他没有这个天分、比较笨，根本学不出来，这样闹得有师傅不敢带他，但是我父亲最终还是学完出师，并且后来经过自己钻研，最终成为了我们那边远近闻名的师傅。

之后在信用社、在粮店、在政府大院，都有我父亲的足迹，以一条自编训谕“身稳嘴稳、到处好安身”走完一生！ （二）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沐浴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父亲跟着别人到处包工，在工队里常充当的是工长和施工员的角色，深得包工头们的喜欢。村里有一个我叫伯伯的人，据我妈妈介绍说他之前也带我父亲做过工，所以称之为师傅也不为过，他经常跟我聊起以前和我父亲一起共事时的一些事情，不知道是恭维还是别的，基本上是口口称赞。特别是在他们共事于襄樊的那些日子，看的出来的确是蛮怀念的。 父亲是1984年和我母亲结婚的，一年后便有了我，据爸妈以前介绍，那个时候我的确是家里的一个“活宝”，天天跟菩萨一样供着，在八十年代时最流行的“麦乳精”我是一罐又一罐的吃，那时候的彩照我是一张接一张的拍，记得我几岁的时候还常翻出来欣赏我幼儿时的模样，有妈妈抱着我的、有爸爸抱着我的、还有的是我一个人照的，大概有二十多张，经过年轮的转换，那些照片目前只剩下两张了，不知道是老天眷恋我们父子还是怎么的，恰好一张是我母亲抱着我，一张是我父亲抱着我…
…的确，看照片上我小的时候确实挺胖的，但不是道为什么后来慢慢的瘦下来了，以至于后来有人说我就是一天一头猪都吃不胖的。 婚后的父亲并不是那么的清闲，有了儿子的陪伴，还有那么多的徒弟的事情要操劳，另外就是家里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情要处理。我父亲一生最值得我崇拜的地方就是不赌博，无论别人怎么劝、怎么哄他都不会去凑那个热闹，一直保持这种状态直至去世！ 时隔一年半，我家二弟出生，他出生唯一比我幸运的就是，落地就踩着的是襄樊的土地，所以之后我和他一直把襄樊比作是他的第二故乡！一家四口在襄樊住着，也给父亲增加了不少的负担，猛抽烟、猛喝酒我想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起来的。 大概是在88年左右，我们一家人搬回了红安老家，具体的住宿情况我那个时候也没有完全开始记事，后来也没有向长辈们去打听，但是我唯一知道的一点是我家的那栋楼房是我们全村第一家做起来的，没有分家的时候做的也就是我爷爷奶奶的财产，后来由于兄弟分家，那套房子被分给四叔家了，而我们一家就挤进了后来之前是圈牛的一间小房子里，老二和父母亲一起，我则是在晚上就上爷爷家去睡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