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甸甸的母爱

     1995年，我有了女儿，特地把妈妈从老家接到了连云港。我和爱人在区法院对面开了家复印店，离家较远，我们常不在家，有时别人打来电话，不得不让妈妈接听。妈妈已六十多岁了，讲着一口盐阜话，不太听懂连云港的方言，听起电话来不免有点吃力。恰好有个姓张的朋友要打电话找我，可我和爱人常不在家，每次都是妈妈接电话。为了便于妈妈记住那个朋友是姓张，我和爱人费尽口舌地解释，最后爱人忽然想起了邻居张嫂，便说：“就是和隔壁张嫂同一个姓的，姓张。”妈妈缓缓地接口道：“那我不也是姓张吗？”一语既出，我和爱人都愣住了。是啊，妈妈也姓张，而我们却费尽心思地解释，甚至于寻求左邻右舍来加强妈妈的记忆。 
    爱人恍然大悟地笑了。我却笑不出来，愧疚和自责如潮水般袭上心头。每个人都有忘记的权利，但他没有忘记妈妈姓什么的权利！这不是可以简单地解释为粗心大意或难得糊涂，也不应以妈妈是最亲切的称呼为由便可以忘记的。这是对母亲的忽视，对母子舔犊情深的忽视。虽然妈妈没再提起这件事，但我自知犯了一个不该犯的错误，罪不可饶。我不禁扪心自问：我是一个无愧妈妈的好儿子吗？ 
    1984年我考上了大学，那时的大学生如凤毛麟角，家里出了大学生就如同文革年代家里出了个军人一样无尚光荣。身为乡委的爸爸更是无比激动，却不料在我离家八天后被疾病突然夺去了生命。妈妈在悲恸之余，毅然挑起了家庭的重担。为了我能读完大学，妈妈一次次地去乡里申请困难补助，多少回看着别人的白眼受着别人的训斥，多少次笑脸的背后是忍辱负重的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