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一九九七年的冬天(8)

我站在外面就像一个可怜的乞丐，睁着无助的双眼悲哀地望着沿街一家家的餐厅，和从餐厅里饱食出来的人。后来我总算在人群中听到一个熟悉的乡音，我像捡到了宝一样上前和那两个说家乡话的小伙子打招呼。他们感到有点意外，但还是同我攀谈了起来，这一谈才发现我们原来是一个镇的。我的心宽了宽，小心地把自己的遭遇说了出来，他们见我可怜就答应请我吃一个快餐。
吃完饭要走时那个名叫阿峰的老乡又给了我伍拾元钱，我感激不尽地接过钱问他在哪个厂上班，说以后有了钱去还他。他没有告诉我他在哪上班，只是说：“作为老乡我不能帮你多少忙，不好意思，几十块钱就不要说还了。”我猜想他们是怕我再去找他们，只好揣着那伍拾块钱千恩万谢地走了。
接下来我又在各工业区转了四天，工作依然没有找到，老乡给我的伍拾元钱只剩下三十块了，幸好这几天捡了不少易拉罐与矿泉水瓶子，所以我并不害怕我会饿死。第五天的傍晚我路过宵边大道时在人群中看到了罗小芳，我叫了她一声。她闻声回头发现是我就走过来同我打招呼，她表情忧伤却尽量装着开心的样子对我说她找到工作了。我恭喜她并询问她那天晚上有没有被治安队抓走，她告诉我她被抓去关了一天一夜，治安队把她身上仅有的一点钱罚光了就放了她。我又问她没有钱是怎么找到工作的，她含糊地说是运气吧，然后艰涩地笑了笑说：“也祝你好运，不到二十天就要过春节了。”尔后我告诉她吴明去了，问她知不知道，她摇摇头表示不知。我看见眼泪从她眼角渗了出来，她用手擦拭了一下哀怨地说：“都是治安队害的。”说完这句话她转身走了。我有点莫名其妙，望着她直到她的背影在人群中消失才继续朝前走。

回到工棚我发现那破地方又多了几个年青的人，看样子他们也要到这里安家了。多几个人凑热闹也好，我心里想，回家过春节是不可能的，我也作好了准备暂时像老周一样去拾荒，并一边寻找工作。长安那么多工厂，我不相信就没有我的栖居之地，我也不相信高中毕业的我会一直这样狼狈下去。“假如冬天来了，春天还会太远吗？”冬天，冬天它就要过去了，还有十八天就要过年了。春节一过不就是春暖花开的春天吗？
两天之后宵边一家新开的印刷厂在宵边影剧院大量招工，我有幸被录起了。我和另外四十多个男女同胞一起被带到厂里，这是宵边一家大型台资企业的分厂，厂房刚建起来，垃圾都还没有被清除掉，我们被招进去只不过是帮工厂清理建筑垃圾。一个姓杨的课长告诉我们，我们只不过是一个临时工，这所有的人中，最后工厂只会留下十来个，其它的人都将会被认为试用不合格而淘汰，所以一进门他就要求我们个个向前，人人争先。在他带领下我们除了吃饭就是不停地干活。每天从早晨八点干到晚上十点半，稍有不慎就被罚站，罚做俯卧撑。杨课长的口头禅是：“合理的制度是锻炼，不合理的制度是磨练。”除此以外我们一天到晚不能走出厂门半步，因为前半个月是试用期，磨练期，磨练期间我们是没有人身自由的。有的人经受不起磨练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