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不明惨死死因的开国大将_历史故事(2)

许光达接过小报一看，上面有7月27日康生的讲话摘录："今年二月，北京市彭真这个大黑帮，他们策划政变!""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在北京郊区修了碉堡。"
"胡扯!"许光达十分气愤，把小报一扔，"什么"二月兵变"，这事我清楚。"原来，1966年春北京军区从外地调了一个团给北京卫戍区，主要是承担民兵训练、维护社会治安的任务。卫戍区曾为此到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借房子给部队暂住，学校没同意。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怎么变成"二月兵变"，还把彭真、贺龙硬扯进去呢?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这时，许延滨、沈燕和曾正魁回来了。许延滨是许光达的独生子，此时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学生，同红卫兵串联，回到了北京;曾正魁是北京钢铁学院的学生，许延滨的未婚妻;沈燕是许光达的养女，正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刚才，他们到北京大学看了大字报，又发现了不少新闻，见许光达回来，就迫不及待地向他讲述起红卫兵的"战果"来。
许光达皱着眉，打断他们的话题："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会有两个司令部吗?你们天天喊"造反有理"，造谁的反?你们年轻，见过的事少。凡事要多动脑子，多问几个为什么!"
听许光达一说，三个青年刚才的那股热情一下给问没了。在以后的岁月中，他们再也没有去参加红卫兵的"造反"运动了。
尽管许光达不让孩子们看大字报，但他自己却只能从大字报上了解社会动向。原来，许光达虽为中央委员，却很少看见中央文件，也很少参加中央会议。
随着运动的深入，一向庄严的装甲兵机关大院，也开始受到红卫兵的冲击。大院内，机关办公楼下到处贴满了大字报，不同派系的人不分黑夜白天，也不顾饥饿与疲劳，无休止地辩论着，争吵着。

11月28日，工程兵学院的红卫兵派出代表来到装甲兵机关，找到许光达，提出要和装甲兵的造反派们一起，在院内开批判大会。红卫兵提出要批斗装甲兵黄政委(黄是刚从工程兵调来的)，他们说黄政委在工程兵学院工作期间，生活作风不检点，有不少三反言行，过去没有人敢惹，现在机会来了，也该清算他的问题，还坚持要在批判大会上给他戴高帽子、挂牌子。
许光达说："会可以开，有意见可以提嘛，注意大的问题，至于生活作风，我们党委会可以开会处理。"
国共和谈军调部中共代表时留影
经过协商，许光达和红卫兵们达成如下协议：当晚在装甲兵礼堂开大会，由工程兵学院的红卫兵发言，许光达和装甲兵领导同志都到会参加。
晚上，批判大会开始后，红卫兵代表刚发完言，突然从主席台的两侧走出几名红卫兵，拿出纸糊的高帽子要给受批判的黄政委戴上。许光达见情况有变，当即起身制止。红卫兵们用力推开许光达，并高声斥责。
"你们不守信用，你们还是军人呢，这么无组织无纪律!要戴高帽子，那就先给我戴上好了! "许光达边说，边上前去抢高帽子。激动的情绪，无法抑制的愤怒，使许光达心脏病突然发作，倒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