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禅”(2)

妈妈的头发在今天的病床上还只是花白。在我牙牙学语的那些年，她那头乌黑的短发，是家乡全部文化的“中心网站”。办识字班、记账、读信、写信，包括后来全村的会计，都由她包办，没有别人可以替代。她的这头头发，清扫了家乡上世纪50年代以前的文盲荒原。
至今记得，年轻的妈妈坐在床沿上，告诉我什么是文言文和白话文。她不喜欢现代文言文，说那是在好好的头发上扣上一个老式瓜皮帽。妈妈在文化上实在太孤独，所以把自己幼小的儿子当作了谈心者。到我七岁那年，她又把扫盲、记账、读信、写信这些事，全都交给了我。
妈妈把这些重任交给我的时候，还给了我一个“代价”：今后我的全部家庭作业全由她做。但由于我的同学家都点不起油灯，学校早已取消家庭作业，于是妈妈转而为我做暑假作业和寒假作业。我小学毕业后到上海考中学，爸爸听说我从来没做过家庭作业，吓了一大跳。
我到上海考中学，妈妈心情有点紧张，她害怕独自在乡下的“育儿试验”失败而对不起爸爸。我很快让他们宽心了，但他们都只是轻轻一笑，没有时间想原因，只有我知道。我获得上海市作文比赛第一名，是因为已经替乡亲写了几百封信；数学竞赛获大奖，是因为已经为乡亲记了太多的账。

蔡医生询问我妻子，妈妈一旦出现结束生命的信号，要不要切开器官来抢救，包括电击？妻子问：“抢救的结果能恢复意识吗？”医生说：“那不可能了。只能延续一两个星期。”妻子说，要与我讨论，但她已有结论：让妈妈走得体面和干净。
我的意见就是妈妈自己的意见，这时身上的遗传在发言。妈妈太要求体面了，即便在最艰难的那些日子，服装永远干净，表情永远典雅，语言永远平和。到晚年，她走出来还是个“漂亮老太”。为了体面，她宁可少活多少年，哪里在乎一两个星期。
一位与妈妈住在同一社区的退休教授很想邀我参加他们的一次考古发掘研讨会，三次上门未果，就异想天开地转邀我妈妈到场加持（梵语）。我妈就换衣梳发，准备出门，幸好被保姆阻止。妈妈的理由是，人家满头白发来了三次了，叫我做什么都应该答应。妈妈内心的体面，与单纯有关。
妈妈如果去开会了，会是什么情景？她是明白人，知道自己只是来替儿子还一个人情，只能微笑，不该说话，除了“谢谢”。研讨会总会出现不少满口空话的人，相比之下，这个沉默而微笑的老人并不丢人。在妈妈眼里，职位、专业、学历、名气，都可有可无，因此她穿行无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