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温

做过 6 年外科医生，11 年法医，应该没人怀疑我见惯了各种尸体。无论尸体在别人眼中有何种含义，对法医而言，它只是一个证据，而且，不是人证，是物证。
不过，任何事情都有例外，我唯一的一次例外，是对我自己的亲人。
父亲是 2006 年被确诊肝癌的。我很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半年的平均生存期。虽知道一切努力都是白费，我还是给他找了亚洲一流的外科医生。如果他能好一点，哪怕稍微好一点，我会带他出去走走，我很感谢老天奇迹般地赐予了我们半年多的平静期，那半年父亲和没事人一样，于是我们经常去没去过的地方，吃没吃过的东西，我很快乐，他也很快乐。
但是，躲不过去的事情最终还是发生了。2008 年十一我回家，发现父亲有肝性脑病昏迷前期的表现。父亲得病以来，我无数次痛恨过我是学医的，因为对父亲的病情我完全无能为力，我的医学知识唯一能起到的作用是，预见父亲病情的发展，从而将我的苦痛翻倍。
我很清楚晚期肝癌患者的症状，如果我的确没法让他继续活下去，也许我可以帮他选择一个痛苦最少的死亡途径。
我在医院的走廊徘徊了一夜，那一晚我一直在观察父亲的病情。所以等我第二天和医生谈话，签字表示放弃治疗的时候，我很清楚父亲已经越过昏睡期而直接进入了昏迷期，我很安慰，我相信此时对他而言痛苦已经过去了。而且，还有个发现我没有对医生说，父亲现在每分钟有 2～3 次早搏，我相信那是电解质紊乱导致的心律失常，也许等不到肝性脑病夺走他的生命，一次偶然的心跳停搏，就可以安静而毫无痛苦地让一切了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