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温

我做过6年外科医生，11年法医，见惯了各种尸体，我坦承有时会有些想吐，但是，仅仅是想而已，我没有真的吐过。不过，任何事情都有例外，我唯一的一次例外，是对我自己的亲人。
父亲是2006年被确诊肝癌的。我很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半年的平均生存期。
父亲的身体非常好，我指的是，除了肝癌之外他身体的其他部分都很健康，因为每天游泳两公里的缘故，他的体形保持得非常好——我指的是腹水出现之前。现在难忍的胀痛使他辗转反侧，彻夜难眠。
我知道一切努力都是白费，可我还是给他找了亚洲一流的外科医生。在他腹水压迫剧痛难忍的时候，也曾经一天四五个白蛋白的静脉注射，如果他能好一点，哪怕稍微好一点，我会带他出去走走，我很感谢老天赐予了我们半年多的平静期。那半年父亲像没事儿一样，于是我们经常去没去过的地方，吃没吃过的东西，我很快乐，他也很快乐。
但是，躲不过去的事情最终你还是无法躲过。2008年，我回家，发现父亲有肝性脑病昏迷前期的表现。父亲得病以来，我曾无数次痛恨过我是学医的。对父亲的病情我完全无能为力，我的医学知识唯一能起到的作用是，预见父亲病情的发展，从而将我的苦痛翻倍。如果我的确没办法让他继续活下去，也许我可以帮他选择一个痛苦最少的死亡途径。我在医院的走廊徘徊了一夜。那一晚我没停止过观察父亲的病情。所以等我第二天和医生谈话，签字表示放弃治疗的时候，我很清楚父亲已经进入了昏迷期，我很安慰，我相信此时对他而言痛苦已经过去了。我不知道的是，对我而言，折磨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