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怒！哀悼日工商局长邵立勇公款旅游被免又复出(4)

对邵立勇的问责，是一种典型的情绪化问责。媒体的描述是，邵立勇因在地震全国哀悼日期间公款旅游而被免职———这透着浓厚的情绪化色彩。这种描述说明，如果邵立勇是在平时滥用纳税人的钱财去游山玩水，在公款旅游见惯不怪的语境中，是根本不会受到这种严惩的。可他竟然在地震哀悼日这个国家遭受大灾难、举国为遇难者哀悼的日子里，撞到全国人民情绪的枪口上，不被严惩才怪。有关部门对邵的通批，也带着十足的情绪化用词：置地震灾害给国家所带来的困难于不顾，置全国人民深切悼念遇难同胞的情感于不顾，组织公款旅游。
也就是说，邵被撤职，很大程度上并非缘于其公款旅游，而在于“在地震全国哀悼日期间”———按理说，“哀悼日期间”仅表明一种恶劣程度，问责的核心还应在公款旅游，无论其是不是在哀悼日期间，公款旅游都要受到惩处。把“全国哀悼日”置于问责的核心，就是一种情绪化问责：触犯了领导的情绪，触犯了全国人民的情绪，所以受到问责。
可情绪是靠不住的，情绪总会过去，因“全国哀悼日”的情绪，问责了不合时宜公款旅游的邵立勇，当哀悼过去、地震过去、情绪过去的时候，因情绪而生的问责自然也就还原了。
由于问责并非是建立在“因为你公款旅游了，所以你必须受到严惩”之上的制度化、法治化问责，在那个特殊的情绪下作出的特殊问责，那种偶然性、个案性、情绪化、谁碰上枪口谁倒霉的问责，必然只是迎合某种情绪的伪问责，被问责者的复出也几乎就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