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底色上的同性之恋(2)

上世纪20年代　“战壕里的友谊”
在作者看来，一战的开始打破了这种沉默。事情正在朝两个极端发展：一种是战争的残酷让人们默许了“战壕里的友谊”;另一种是由于受到奥伊伦贝格事件(德国同性恋者奥伊伦贝格被怀疑向法国人提供情报，对他的指控或诬陷引发了战前德国政坛的大震荡)的影响，同性恋与叛国者被画上等号，英国议员比林甚至发起了对同性恋者的圣战，据他称服务于德国情报部门的英国同性恋者有47000人。

“战壕里的友谊”在当时成为久盛不衰的文学主题，而后方“快乐的寡妇”则变成受人嘲弄、挖苦的对象，这说明一个事实：尽管人们的性观念已基本可以宽容战壕里的同性恋(也许仅仅因为他们即将成为炮灰)，但却无法容忍为国捐躯者的妻子不替他守贞。掺杂进民族情感、国家、政治等因子，同性恋事实上早已超出了性爱范畴，它不再单单是伤不伤风化的问题。反战者认为它与暴力合谋，而民族主义者则认为它削弱了男子气概，使国民失去了共御外敌的勇气和雄心。
作者着重分析了德国、英国与法国的同性恋者，在面对镇压以及争取合法权益时所采取的不同策略。总体而言，德国人倾向于一种群体抵抗与斗争，他们致力于废除刑法第175条(对男性同性恋定罪与处罚的条款)。他们公认的领袖为医生、精神病学家、性学家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正是他带头发起了世界上第一个保卫同性恋权益的组织WhK。WhK的口号是“由科学而达到公正”，其办公室门口挂的标牌则写着“献给爱与痛”，希尔施费尔德自称组织“可以确切地称作革命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