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烛光(6)

夏老师当时是共青团员，在那个提倡学习雷锋、王杰、刘英俊的年代，他默默的做好事，帮助有困难的人，从不留姓名。每个星期天都到“架松”人民公社劳动，一个人坚持了很多年，直到有一次被一匹马踢伤了腹部，学校才知道。

在学校里我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有了压力，班里有的男同学起外号，还有的在背后指使别的同学给我出难题，甚至捣乱。记得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演出，学校里要挑选优秀的同学去参加，我被刷了下来，给外宾献花我也被列为“另册”。全校队员投票选举大队委，我的得票最高，按理说我应该是大队主席，但是也因为我的“出身问题”而让位。当时夏老师是大队辅导员，他从没有在我面前流露过什么，却是经常找我谈话，鼓励我，帮助我，后来我从其他人那里听说他在很多方面有意识的保护我们这些因为“出身不好”而受到不公待遇的同学。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学校里乱成了一团糟。老师搞派性，学生也跟着分成了派，记得当时春小的老师组成了“红战兵”和“红心向党”两个组织。前者为造反派，后者当然就是保皇派了。原本和谐的师生关系全部被摧毁了，取而代之的是“亲不亲，阶级分”论调下的怒目相对。我在学校是大队委，班长，应该说老师、同学们都认得，以前见到任何一个老师我都会行队礼，打招呼。分了派以后也不敢再和从前一样了。直到现在想起来我都非常难过、尴尬。很少回原来的学校或是见以前的老师们，因为从那以后就很少和对立派的老师说话，多年之后想起来仍觉得对不起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