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烛光

8月27日是夏老师的生日，如果他活着，才65岁。以今天人的寿命来说，他还年轻，不该就这样匆忙的离开大家。
他生前家中的书房是堆得满满的，听他儿子说，那个房间里放的都是他一生积攒下来的心爱之物，虽然有点乱，但不许别人帮他收拾。他曾和我说过，等他退休了以后有很多事情要做，其中包括整理照片、信件，还有唱片、光盘，再就是他从年轻时养成剪报的习惯，他要把它们都整理粘贴好。他认为那是一种享受，一种回味，因此一定要等静下来，一个人慢慢咀嚼其中的味道。
在他的家人收拾遗物的时候，看到了大量分好类的信件，因为这么多年来我和他的儿子以及其他家人都比较熟悉，所以他们告诉我其中有一包是我和杨元的信，在我的再三要求下，他们给我留了下来，并由他的表妹带给了我。
当我打开这包信的时候，我惊呆了，已经被压得扁扁的、微微发黄的信封上面编着带有字母的号码，有的信纸已经发脆，需要小心翼翼，不然就碎了。那是从我离开小学后九年间的所有信件，按时间排序，我用了两天的时间读完了自己写的信，应该一封都不少。就像在阅读别人的日记一样，在我面前呈现了自己成长的历史。那些已经淡忘了的事情，又都浮现在眼前，尤其是在下乡最艰苦的日子里，在我受伤、闹情绪，不能入团的一些问题出现的时候，我都写信向夏老师诉说，汇报自己的真实想法，在那个年代里我确实得到了老师的教诲与帮助，给了我勇气和力量。但遗憾的是他写给我的信早已不知去向。

我读完了这些信有一个星期心情都不能平静下来，一方面我非常感谢他珍藏了这些“历史文物”，另一方面我想他一定会在我也退休了以后拿出来给我一个惊喜，让我品味自己一生中最宝贵的年华。
是啊，一个人有多少值得回忆的往事，而它们又在你的脑海中留下了多少记忆？
我从做夏老师的学生起，已经有44年了，应该说每一个学生都有这样的经历，也没有什么稀奇，但是我和夏老师这44年从未间断过联系，这可能就不一定是每一个学生的经历了。
40多年的光阴转瞬而过，值得回忆的实在是太多太多。又因为我们的成长是在一个特殊的年代，中学之后又经历了下乡、回城、上学、有的同学出国了，有的在政府机关工作，有的则很早就退休了。由于我们的特殊经历，也是我与夏老师始终保持联系的重要因素之一。
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夏老师是小学三年级刚开学，因为一、二年级在分校，从三年级开始才到本校上课。当时的情景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据夏老师后来说看到我在老师预备室门口喊“报告”，因为我那时实在是太瘦了，他说看到我的两条小细腿有点可笑。以后他当了我们的体育老师，还兼过图画老师，接触比较多的还是因为他是大队辅导员，乒乓球队的教练。

他来到春小当老师是因为高考期间出现了美尼尔综合症，晕倒了好几次，结果体检不合格而被分配做了小学教师。那时的他刚刚二十岁，英俊潇洒，风流倜傥，据说有很多女老师都想追求他，最终他选择了与他十分般配的冯继群老师结为夫妻。
他是一名十分严格的老师，平时话语不多，对自己、对学生都要求很严，我们有点怕他。记得有一次图画课，因为他的严格，我出了大丑。那时的图画课是每周一节，这周打底稿，下周上颜色，才算完成一张图画。偏偏有一次我记错了，头一天晚上收拾书包，看到一张打完了底稿的图画，我吓得出了一身冷汗，明天就要交了，可我怎么还没上颜色？于是我急急忙忙打开水彩盒，赶快把颜色上完。再收拾好书包已经很晚了，我这才放下心来去睡觉。第二天上图画课，我正得意洋洋的想着自己昨晚的“亡羊补牢”，就听到夏老师在课堂上说：“没有带水彩的同学请站起来”，我的脸一下红到了脖子根，懵懵懂懂的站了起来。因为我是班长，这样的场面实在令我太丢人，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这时我发现站起来的一共两个人，另一名同学是班里专门不爱完成作业的差生。“你们俩人马上回家去取”，“我……”，还没等我说下去，夏老师已经转过脸去不再看我们，而对着全班同学开始布置上水彩的要点。我强忍住马上就要夺眶而出的眼泪，像是受到了极大的羞辱低着头跑出了教室……

等我取了水彩回来，已经下课了。我闷闷不乐了一天，直到下午放学，夏老师把我叫到了预备室。他的态度十分和蔼，低声地问我知道为什么叫我到预备室来，我所有的委屈一下全都涌了上来，我哭着说了自己没有带水彩的理由，语气中带着受到羞辱的怨气。他十分耐心的听完我的哭诉，平静的说“我知道你一定是记错了”，我抬起满是泪水的目光疑惑地看着他，我想他一定是读懂了我的表情，“但是你应该知道，班长要起带头作用，包括犯了错误的时候，大家都一样，不能因为你是干部，好学生，就可以不遵守纪律，今天你跑了这一趟，可能是有点委屈，但是你以后一定会记住的，任何时候都要严格要求自己”。我低下了头，真的懂了他的意思，他明明知道，却一定要我受罚，他看到了我眼睛里的变化，一下变得轻松起来，指着一张画的很难看的图画，打趣地说，“你看这个苹果，像不像个癞瓜？”我忍不住一下笑了出来。
这件事真的让我记住了，以至于我现在还能描绘出当时的心情和表情。这么多年了，我已经潜移默化的成为了一个严格要求自己的人，小时候受的教育，可能会影响你的一生，不知道现在的孩子们是不是也这样认为。

我是大队宣传委员，负责出墙报，而且每一个季度要收订阅“中国少年报”的报费，也许是我从小很少和钱打交道，每次收完了报费上缴的时候总是钱数不对，我非常不好意思，和夏老师说我以后不管收报费了，每次都要让老师补钱，他却笑笑说“你不练练怎么行，慢慢就会对了”。我真的是很惭愧。
在小学也有非常愉快地回忆，比如我们的乒乓球队，现在我只记得当时我们年级里的同学了，一班有洪泉、杨孝端和我，二班有孙祥京、周伟娅，三班有温静，孔德民，再有就是四班的卢瑛、董斌、杨旭良。夏老师把球队搞得生动活泼，除了一周两次的课外练习，还组织了夏令营，在暑假里我们带上简单的行李住在学校的教室里，经常搞点紧急集合，军事化训练，每天早晨举行升旗仪式，还徒步到过颐和园，动物园。那是我们第一次离开家过集体生活，虽然只有一个星期，但也足够我们兴奋一个学期的。记得还有大队活动，晚上到日坛公园做军事游戏，就像反间谍战一样。后来还到过圆明园农场参加劳动，那次在稻田里插秧，我让马鳖鳖的够呛，回家后把抓来的大蛤蜊泡在水里，蛤蜊打开螃壳后居然游出许多小马鳖。
夏老师当时是共青团员，在那个提倡学习雷锋、王杰、刘英俊的年代，他默默的做好事，帮助有困难的人，从不留姓名。每个星期天都到“架松”人民公社劳动，一个人坚持了很多年，直到有一次被一匹马踢伤了腹部，学校才知道。

在学校里我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有了压力，班里有的男同学起外号，还有的在背后指使别的同学给我出难题，甚至捣乱。记得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演出，学校里要挑选优秀的同学去参加，我被刷了下来，给外宾献花我也被列为“另册”。全校队员投票选举大队委，我的得票最高，按理说我应该是大队主席，但是也因为我的“出身问题”而让位。当时夏老师是大队辅导员，他从没有在我面前流露过什么，却是经常找我谈话，鼓励我，帮助我，后来我从其他人那里听说他在很多方面有意识的保护我们这些因为“出身不好”而受到不公待遇的同学。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学校里乱成了一团糟。老师搞派性，学生也跟着分成了派，记得当时春小的老师组成了“红战兵”和“红心向党”两个组织。前者为造反派，后者当然就是保皇派了。原本和谐的师生关系全部被摧毁了，取而代之的是“亲不亲，阶级分”论调下的怒目相对。我在学校是大队委，班长，应该说老师、同学们都认得，以前见到任何一个老师我都会行队礼，打招呼。分了派以后也不敢再和从前一样了。直到现在想起来我都非常难过、尴尬。很少回原来的学校或是见以前的老师们，因为从那以后就很少和对立派的老师说话，多年之后想起来仍觉得对不起老师。

文革期间，春小“红心向党”组织参加在中南海西墙外的“揪刘火线”，我们不少学生也都参加了，大家轮流在临时帐篷里值班，好像我们班有周雅彦、张仲勤、邹本良。老师中有夏老师和其他“红心向党”的成员。记得那天轮到我值夜班，天下着小雨，到快天亮的时候雨停了，大约早晨5、6点钟，我拎着两只暖壶去水站打开水，在回来的路上刚刚走到中南海西门外，就看到周总理从里面走出来，旁边有三、四个人跟着，我当时目瞪口呆的不知该怎么办，象一根木桩一样牢牢的钉在了那里，这时距离总理也就有一、两米远，总理微笑着点着头，这时有一个人高声说：“总理，我们一定要把刘少奇揪出来”，总理回答：“要按政策办嘛”。这一句话好像把我唤醒一样，我拔腿就往我们的帐篷跑，恨不得把暖壶扔了，它左右晃着影响我迈腿，一路跑一路大喊“快出来呀，周总理来了”，等我跑到帐篷，扔下暖壶，睡在椅子上的同学和老师早已被我的大呼小叫喊醒了，大家又一起向回跑，再跑回到总理的身边已经是里三层外三层人了，不多时总理就回去了。我真是后悔极了，恨自己的不知所措，恨那两只暖壶，恨自己为什么不和总理说句话。我们兴奋得又蹦又跳，大家一起欢呼着，雀跃着，这时夏老师说“我们应该马上写大字报贴到学校去，让大家都知道这个消息。”我们这才如梦初醒，赶快拿出纸和墨，几个人同时写成大标语和“快报”。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４０年，而且当时的“揪刘火线”也是极左路线的产物。但就因为我们在那里如此之近的看到了敬爱的周总理，使得我们当时在场的人激动不已，这也是我终生难忘的。
下乡以后，我基本上就是和夏老师通信联系了，正如我在开始提到的，他珍藏着所有和他通信的同学、同事、朋友、学生的来信。因为他的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永远是满腔热情的帮助他人，受到了大家的尊重和爱戴，正是桃李满天下，有很多学生都在毕业以后和他保持着联系。后来他调到了另一所小学，成为了北京市乒乓球裁判委员会的裁判，这又是他一生钟爱的另一项伟大的事业，几十年来他担任过无数次国内国际乒乓球比赛的裁判、裁判长，北京市乒乓球裁判委员会主任，直到他去世之前，还在为之奋斗。
下乡回城之后，夏老师问我想做什么工作，因为当时的环境，我脱口而出的说“去工厂呗”，他却说：“愿意不愿意做老师？我觉得老师很神圣，而且每天都会有不同的事情发生，永远有新鲜感”。因为我并不喜欢教师的职业，所以不置可否的笑笑。那时他已经作了十多年的小学教师了，还那么带劲，后来我理解了他，他就像雷锋精神那样，把自己作为一颗钉子，无论在哪里，都让它闪闪发光。

我被分配去了医院，后来又上了学。在这些年中，我们经历了社会的动荡，在风浪中已逐渐长大成人，我们有了自己的阅历，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家庭，自己的理想。
在多年的联系中我感到了夏老师为人品质的可贵，他也因为我们的年龄不再把我们当作学生。他和许多学生、甚至家长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成了老朋友，无论他们从国外回来，还是出门旅游，夏老师都会去车站接送，经常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后来他调到了中国新闻社，在单位里威信极高。我回北京工作之后发现夏老师除了单位的工作之外，大量的业余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帮助别人，他永远是替别人着想。听说他在单位里不管谁家遇到了困难或是家里有人生病住院他都要去看望，尽力帮助解决问题。在他担任人大代表期间，为了群众反映的问题，不辞辛劳、三番五次的去调查，及时反馈，直到解决问题、满意为止。几十年如一日，过年过节，一定会给大家打电话、发贺卡。当夏老师去世的消息传来的时候，凡是和他有过交往的人，不论年龄大小，都深感惋惜。我母亲已经86岁高龄，当我告诉她这个消息时，她的第一反应就是“那可是个好人，太可惜了”，我相信这一定不是她一个人的感悟。杨元从美国来信告诉我她的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后居然说：“为什么不是我，我愿意替他去”。

……
“小夏，我要到北京来开会，你帮我买一下回程的车票”。
“夏伯伯，我要来北京参加夏令营，我爸爸说请您帮我买回去的票”。
“老夏，这次来北京，还得请你帮忙买一下车票啊”。
“老夏，这次我带全家出来旅游，到北京呆两天，你帮我买几张去大连的票哇”。
这样的托付从最不好买票的年代开始一直延续到他去世之前，他总是照单全收，决不推辞，接下来的就是自己去车站排队。七、八十年代一度火车票极难买，甚至限定每人只许买一张，他带上自己的小儿子一起去排队充个数，从夜间排到早上是经常的事情。他从不对别人说他有多么的辛苦，别人也不知道他是这样的为人买票，不然我相信他们也不会忍心这样去做。
我发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一次乒乓球赛，夏老师是那次比赛的裁判，我想他在比赛中要两张票一定是手到擒来的事，于是我打电话和夏老师说了，并表示千万别为难。他非常痛快地答应。但事后我万万没想到他是去排队买的票。我真是后悔莫及，怎么能让他去排队？我宁可不看。

直到冯老师病重的时候，他才十分难过的说：“我以前陪她的时间太少了”。那些日子他每天在医院里打地铺陪着冯老师，一直到她两次肝昏迷后病逝。
可是他自己有病的时候，却是谁也不告诉，他不愿意给别人增加任何的麻烦。
谁也没有想到，年轻时那样好的身体，却在不到50岁的时候就患上了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从此他走上了与心脏病争夺时间的历程。表面上看谁都不知道他的心脏病十分严重，在阜外医院进行股动脉穿刺、心导管造影，心脏支架手术时很少有人知道。每次都是在他做完回家之后才打电话告诉我，而且说话的口气总是那样轻松，说他已经没事了，恢复很好等等。近年来，他的病不断加重，心脏支架介入后冠状动脉再次堵塞、狭窄。但是由于心力衰竭较严重已经失去了作心脏搭桥手术的条件，有一次他在电话里就像说一个与他无关的人一样：“医生说除非换一个心脏”，我听后十分紧张，知道他的心脏已经到了非常糟糕的地步，接着他又说，“其实早就有人告诉我，我只能活到50岁，你看我已经活到60多岁了”。听着他这些“轻松”的话，我的后脊梁冒出一股寒气，他早已有了心理准备，他不畏惧死亡，他在争分夺秒的抢时间，为他的事业、为他热爱的生活，也为他所关爱的人们。

我们几个熟悉他的人曾经对夏老师的做人方式进行过探讨，有人说他在今天这个社会中不能与时俱进，有人说他活得太累，也有的人说他只顾及自己而不考虑身边亲人的感受。为此我们也曾以不同方式劝说过他，希望他能考虑大家的建议，为了身边爱他的人珍惜自己的生命
。 他听了之后说“谢谢大家的关心，我会注意的”。但他从未停止过，经常听到他在说，“最近比较忙，裁判委员会的工作较多，等忙过了这一段，我会好好休息的”。自从他退休以后，就把全副精力投入到了乒乓球裁判的工作，有一次他的腿突然疼得走不了路，就这样他也不告诉别人，一瘸一拐的早早到达比赛现场，坐在那里不动，别人根本不知道他的腿有了问题。
在乒乓球裁判的队伍中，夏老师结识了一位李老师，他们在工作中互相帮助，生活中互相关爱，终于建立了恋爱关系。李老师为人爽快，勤奋好学，对夏老师十分尊重。几年前，夏老师正式把她介绍给我们大家，因为有了李老师的照顾我们都很高兴，顿时觉得李老师很亲切。这些年来，李老师确实做了很多，几次住院都是李老师守在旁边，不仅在生活上关爱他，也帮他做了很多他逐渐力不从心的事情。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最终他们没能结合。是李老师陪伴他走完了人生的最后路程，我们由衷的尊敬和感谢她。

夏老师也有固执的时候，他不肯接触电脑，认为他用手写的东西，画得表格不比电脑差，李老师说过很多次负责教会他，他也不学。李老师和我约好，只要有机会就说这件事，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多次开导他，“您在电脑上任何问题都可以查到，与所有人的联系仅在几分钟内就可以做到，用了电子邮件，您就不用在过年过节时给每个人打电话，而同样可以达到目的，会节约很多的时间”，“人要接受新生事物，哪有您这样的还用笔画表，不怕学生笑话您”，他大概实在是受不了我的软磨硬泡，几次之后居然同意学电脑了，在李老师的帮助下，又过了大概半年，也就是今年大年初二的晚上（夏老师去世的前一天晚上），我终于接到了夏老师的第一封，也是最后一封电子邮件。
夏老师的生命
就像一支蜡烛，它象征着无私和奉献，没有炫耀，不求回报，毫不吝啬地燃烧着自己，照亮着别人。
在夏老师遗体告别仪式结束的时候，他的弟弟和我说了这样一段话：“我哥哥选择了他的生活方式，这是他的人生观所决定的，我们可能会觉得他活得很累，但他喜欢这种活法，而且他得到了大家的肯定，我想他满足了。”他的话让我心中释然，我望着那高高的蓝天和烟囱里徐徐升起的白烟，无不感慨地想：那是他的理想、他的追求，我们应该理解他，尊重他，并且永远的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