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旧书，梁漱溟《我的努力与反省》

读旧书，梁漱溟《我的努力与反省》，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   121.梁先生自称是“自学的极好实例”。在学问上，他强调“一分自求，一分真得；十分自求，十分真得”。这与说话不同，一板一眼模仿，人云亦云，亦无大碍，或有掌声。   122.学校，给人一个自学开端，但未必使自学变得容易。坏的学风，教人投机。兴趣一转移，自学跟不上，认知浅浅，自以为是，毫无进益。   123.书册与见闻，是一对矛盾。时代问题，在书册上找不到答案。社会变迁，进入书册，或留一堆问题，没有答案。学问是从何处生发出来的？梁先生的看法是，“为了解决中亲切实际底问题”。这一点，经常被忽略，变成了为学问而学问，为炫耀而求知。   124.事功与学问，也是一对矛盾。看重事功，不免忽略学问。无学问作根基，事功随俗流转。不看重事功，学问也会沦为自娱。   125.教训与暗示，哪个效果更好？对孩子训斥，他感到精神压迫，也就油盐不浸了。对下属正言厉色，过于强势，或许看着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放长远一看，未必。   126.教育过度，表现为处处担忧，时时指点，最大的害处，是抑制了孩子的自学潜力。梁先生提到时说：“就在他不干涉之中，成就了我的自学。”   127.一本书，就在那里，没有机缘，引不起注意，无从谈起兴趣。梁先生说他的自学，“最得力于杂志报纸”。信息发达了，在做学问上，往往引起了注意，却引不起兴趣。面太广，而点不够深入，也不能深入。   128.广闻博识，也可能成为“自了汉”。谋衣食，求利禄，自己认准的，汲汲以求。迈越世俗的见识主张，在学问之外才可求得。遇不到有责任感的人，得不到人格感召，人格的养成就会出现缺憾。   129.浩然正气，光靠读书读不来。身处任何一种境遇，都有偏弊。不拿出“一片向上心”，所谓的逆或顺，都是随遇而安。   130.求知不是目的，也无法涵盖“整个生命向上自强”，“所知愈多头脑愈昏，就不得善学”。求知，得见识，若无法施于行动，学到老又有何用？   131.梁先生自学，着重两方面，一是人生问题，一是社会问题。前者，“凡事看它于人有没有好处，和其好处的大小”；后者，“注意政治而要求政治改造”。在当时，梁启超主编《新民丛报》，“恰恰关系到人生问题、中国问题的双方”，“意趣新而笔调健”。   132.胸襟气概，有不可言传之处。比如，重事功，一个方向是重实用，重评价，进而为他人评价而做或不做；另一个方面，重价值，重实效，抛弃偏激浅薄，排除万难，成其事。两者气概，天壤之别。   133.左说右说，皆对皆对，一副与我无关的样子。没有问题，就失去了求知动力，就无法做学问。   134.问题来自哪里？“不能不认真，不能不用心，不能不加以考究，决不容许我自己欺瞒自己”，梁先生此语甚妙，可借用此处。自欺，默认自欺，错过，着意文过饰非，终得敷衍了事。   135.1934年1月，梁先生讲述自己写文章的方法，“先设身处地将别人的意见，叙述得有条不紊，清清楚楚，而后再转折说出我的意见”。   136.1938年1月，梁先生访问延安时向毛主席赠书，并记录其读书方法：“隔一天再见面时，他取出一搭纸来，纸上已将我书内要点，或他认为好的地方，皆摘录排列，井井有条”，“这些摘录是用秃笔横书在粗纸上的”，“批评的话则不曾用毛笔书写在纸上，而是口述的”。   137.“有什么毛病无法救，其前途亦难有成就”，“其”本来指人，“心思不向内转”的青年人。对人，纵有才气，总不自省，没办法，也找不到好出路。   138.做学问，最难的是滴滴归根。1948年5月，梁先生致信两儿，以做事比之做学问：“精神有所归，有重心，一根脊梁竖立起来，两脚踏在地上，眼光放远，而起脚不妨自近处起脚【有两处‘起脚’，或为笔误】，胸怀胆量放大，而做事亦不忽略碎细、心里绝不焦急。但心思亦不旁骛，于是在学习上滴滴归根，一切见闻知识都归到这里，不知不觉系统化、深邃化。”   139.强制，威迫，利诱，只是手段。一用手段，就得到不真心，或者他欺人、你自欺，或者你欺人、他自欺。“无诚无物”，其本章，是去掉手段、露出真心，才可有所获。   140.蔡元培的成就，超越学问和事功，“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他之有容，是率真的有容；他之率真，是有容之率真”。   141.梁漱溟论及梁启超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以蔡元培作比：“在空间上大过蔡先生，而在时间上将不及蔡先生”。此论高妙。   142.94岁时，梁先生对《良友》画报记者说：“我一生的是非曲直，当由后人评说。自己为人处世，平生力行的，就是：独立思考，表里如一。”并写座右铭：“情贵淡，气贵和。唯淡唯和，乃得其养；苟得其养，无物不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