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儒教思想与中央集权化(有人说是众望所归的事情)(2)

汉朝初期国力较为衰弱，中央集权的威势较小，文帝和景帝统治期间实行了多种政策使国力有所增长，汉朝的中央集权体制较之原来也有所加强，汉武帝时期中央集权达到顶峰。
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将郡国制更换为郡县制，由此丞相的权力被缩小皇权扩大，巩固了中央集权化。此外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官和太学，以儒学来教化学生，由此儒教被国教化。
在日后的发展中许多具备儒教教养的学者占有了重要的官职，用于政治统治的法家思想逐渐失去影响力。自元帝时代开始，儒教的官僚日渐增多，国家政治变成了儒教的形态，从此儒教在真正意义上转变为国教。
从元帝开始儒家的官僚做出诸多努力，使这种儒教的政治理念在平帝时期被成功的具体化，巩固了儒教在国家中的地位。在王莽和光武帝时期实行的礼教主义也引入了儒教的部分特点。
可见汉代儒教的影响范围之广，之后以儒教为思想基础的汉代文化不断发展，甚至给东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古代国家也通过儒教加强了中央集权。探究儒教对东亚部分地区的影响也可窥见这一特点。
二、以细观之，在韩半岛的中央集权及儒教思想
汉武帝时期匈奴是汉朝最大的敌人，于是朝鲜与匈奴的关系更为亲密，汉朝如若想要牵制匈奴就必须在朝鲜有所行动。在汉朝对朝鲜进行了一年的战争后，朝鲜灭亡，最后剩下的乐浪军队在此地居住。
相比之下乐浪郡更符合汉朝军队的驻扎条件，更容易成为中国的一部分。此时汉朝的政治管理体系是郡县制，这种体制的指导思想是儒教思想，所以在乐浪郡的管理必须建立在儒教的基础上，故其管理者也必须具备儒教思想。
在汉灭亡到隋统一前中国社会较为混乱，统治者对乐浪郡的管辖也较为松散，故在313年高句丽军队占领了乐浪郡。在乐浪郡的原住民迁移分散到各个国家，在迁移过程中乐浪郡文化也在南方土著社会中被传播。

在高句丽陵碑中可看见儒教思想的痕迹，其墓上可以可以看出社稷和宗庙的延续，体现出儒家理念。在相关史料中可发现，高句丽跟汉武帝时期的汉朝一样，都是通过学校接受儒教秩序，传播儒家思想从而巩固统治的。
《三国志 裴松之注》：“魏略曰(中略)燕人衛滿，亡命，爲胡服，東度浿水，詣準，降，說準求居西界，故收中國亡命，爲朝鮮藩屛，準信寵之，拜爲博士，賜以圭，封之百里，令守西邊”。
此后以儒学五经因素为中心的管理理念，在百济被逐渐接受与发展，在中国活跃的制度、整顿国家秩序的方式都被其所借鉴。百济的内饰外观与中国历史上王朝出现的内外朝概念有所类似，其国家官名也模仿了儒家经典的官部名称。
百济接纳儒教文化的行为也促进乐其经学发展，百济的经学从早期的流民涌入开始，忠孝伦理实践的主要还是儒家思想，在百济的外交发展后，受南方文化影响其经学的学术性也有所增长。
新罗也是朝鲜半岛上历史较为悠久的国家，刚开始以6部落联盟体的形式存在，其中的领导人被推举为王。在征服了周边国家的联盟王国后新罗就形成了，独立运行但初期王权微弱。
新罗的身份制度和印度的种姓制度类似，不同的是新罗的身份制度分为8个等级，等级的制约性较为强烈。新罗时佛教已经存在，不过佛教在被公认后就常与异教势力相冲突，新罗的政治规范和秩序与佛教也不相符，总之佛教并不适合作为新罗的国教。
因此统治者开始寻找新的理念以促进国家发展巩固统治，儒家思想逐渐被普遍接受了。相关史料证明在新罗统一以前其具有儒家修养的人增多了，国家也建立了学校进行儒学的传播和教育，此外当时的中国已经占领了汉江流域，并存在与新罗进行文化传播和交流的可能，由此新的儒教秩序很快融入新罗中，并促进了中央集权的加强。
在智证王时期统治者进行了国家体制的调整，并且此次调整以维修各种儒家经典为目标，这大大提升了儒教的素质。新罗在选拔人才时，以儒家经典的理解作为重要的标准，在此方面造诣较高的可被选拔到学校学习而后进入官僚体系中。
百济和高句丽相比，儒学思想的传播和接受都较晚，这可能与统治者在加强中央集权方面的重视程度有关。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统治者通常都会实行五庙制。《礼记•王制》记载：“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而三。士一庙，庶人祭于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