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合一”思想的三种阐释 天人合一思想(2)
2023-04-08 来源:文库网
自吾顶而上之，空气已尽，其境无名，名之曰天。天者其虚境乎，抑实质乎？其为虚境，则长此虚境，无尽程乎？乘虚而上，靡有底止乎？假令不然，必遇实质。此实质也，有尽程乎？无尽程乎？吾能步虚，又能蚀实，鑿之镕之，钻而过之，实质尽则虚境又来，是故纯虚纯实，何谓尽程；虚实相间，亦无止境。 《无极太极论》，见《杜亚泉文选》
这里是顺着科学的逻辑往上推，似乎难有止境，作为物质性和时空存有意义的天，如何确证它的虚实特征及其无限性，在经验世界里依然是一个难题。面对此一不可究诘的困境，杜亚泉认为用无极太极观来做说明，恰能补其缺憾。他指出，无极就是一个无尽的设定与想象，可以以光喻之；太极就是最大之“止境”，即在无极之内截取一段，立为太极，建立起想象的确定性来。这样，用无极太极观来解释天，就可以补充感觉经验之天的不足，将思议的天和物性的天结合起来，以丰富天论之内涵。
这类以差异的眼光来衡量东西方文化的模式，在物质主义的迅速演进中，说服力似乎越来越式微，而更具普遍性的理解是：地球是一个，人类的生存环境是一样的，因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手段也应该是相同的，这便是依靠科学思维方式和技术能力的不断进步。所以，在科学主义大行其道、人类所面临的环境问题日显窘迫的情形下，顺着科学治理的思路，将天人合一解释为人类的适应能力或顺应自然的哲学，显然是有吸引力的，这也成为现代阐释的主流方式。但过去一段时间大讲唯物主义，宇宙观重天人相分，进步论言人定胜天，强调人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天人分离，严重对峙，并由此否定了天人合一。在科学观和唯物论的结盟下，儒家的天人合一学说被作为反面教材肆意曲解，或批判得体无完肤。拨乱反正之后，科学批判的眼光有所收敛，对传统的理解多了一丝温情和敬意，天人合一又渐渐成为被肯定、具有正面价值的思想。
在这个转变过程当中，除了社会意识形态的因素之外，天人关系的重构式理解——由对抗变为合作、由二元对立趋向于同一体的建构，这一内在要求的转向促成了对天人合一学说的重新审视和评价。既然科学解释并不排斥天人合一，那么天人合一当然就可以按照科学的逻辑来进行阐发和说明，于是乎，当代儒学与生态哲学之间便形成了结盟的关系，对天人合一的解释也大多沿着生态的思路前行。以往的新儒家诸哲所苦心孤诣坚守和揭橥的天人合一义理，也成了新时代儒学发展的不竭动力。杜维明就认为，钱穆、唐君毅、冯友兰的相关论述，已经构成了儒学“生态的转向”，用“他们所钟爱的传统为形成中的‘地球村’带来了信息”。
但是不是简单地回到东方思想，就能够解决过分的物欲膨胀所带来的对自然的戕害，遏制对地球过度的开发利用，以及人类理性的狂妄？实际上，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当代中国的传统意识和具有活性的历史资源无比地稀薄，我们要真切地感受这样的传统，在现实社会中是何其困难，唯科学主义和过时的旧工业时代的价值依然泛滥，在盲目的竞速发展和无节制的开发利用中，对自然的敬畏之情仍显匮乏。近些年来，生态问题日显突出，但环境保护意识、特别是它的可以操作的手段，并不是来自东方，而是仍在依靠发达的西方的输送，就像工业化的过程一样，还是亦步亦趋。狄百瑞 Theodore de Bary在《东亚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一书中，用反讽的口吻说道：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既然东方哲学以“自然神秘主义”的形式往往被看作是对这类运动的一种鼓舞力量，我们便有了一个明显的悖论：西方以其文化的与政治的多元主义接受了东亚传统的某些方面，而现代的东亚几乎是带着一种复仇心理经历了工业化和商业化之后，却在控制污染的斗争中落后了。于是在这方面，东方与西方的会合和交融就已经走到了这种地步，即现代的东亚可能需要赶上在西方所体现出来的某些东方最好的传统。
这的确是一个悖论，其中包含了几多的苍凉与无奈！试图用科学主义的生态观来呈现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价值，往往是难以自圆其说的，尤其是在面对现实境况时，不知是庄周梦蝶，还是蝶化庄周？
二、学术史的研究和阐发
站在现代学术的立场，用历史研究的方式来描述和分析天人合一问题，在学术史、思想史领域里积累了丰厚的材料，使之成为当代研究的主产地。一大批学者从史料的爬梳入手，用文字考证、概念辨析和范畴释义的方法，把握思想的脉流，阐发不同时代、不同背景下的各种人物对天人合一观念的理解和叙述，构成了丰富多彩、多元多样的思想图景。正像余英时所说的：“‘天人合一’这个论旨自汉代以来争议不休，近二十年的新论述更是汗牛充栋。”他将历史上的“天人合一”说分为三个阶段：西周至春秋战国之际，为第一阶段；战国诸子的思想是对“天人合一的突破时代”，为第二阶段；战国晚期到秦汉时代，是“天人合一的预设发挥其最高最大的效用的时代”，为第三阶段。这三段大概只能算作“天人合一”说的显著时期，之前“绝天地通”的巫觋文化及更早的神话传说，以及秦汉以后的漫长历史，特别是宋明理学对“天人合一”别开生面的新理解和新阐释，都是不能轻易忽略的。
这里是顺着科学的逻辑往上推，似乎难有止境，作为物质性和时空存有意义的天，如何确证它的虚实特征及其无限性，在经验世界里依然是一个难题。面对此一不可究诘的困境，杜亚泉认为用无极太极观来做说明，恰能补其缺憾。他指出，无极就是一个无尽的设定与想象，可以以光喻之；太极就是最大之“止境”，即在无极之内截取一段，立为太极，建立起想象的确定性来。这样，用无极太极观来解释天，就可以补充感觉经验之天的不足，将思议的天和物性的天结合起来，以丰富天论之内涵。
这类以差异的眼光来衡量东西方文化的模式，在物质主义的迅速演进中，说服力似乎越来越式微，而更具普遍性的理解是：地球是一个，人类的生存环境是一样的，因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手段也应该是相同的，这便是依靠科学思维方式和技术能力的不断进步。所以，在科学主义大行其道、人类所面临的环境问题日显窘迫的情形下，顺着科学治理的思路，将天人合一解释为人类的适应能力或顺应自然的哲学，显然是有吸引力的，这也成为现代阐释的主流方式。但过去一段时间大讲唯物主义，宇宙观重天人相分，进步论言人定胜天，强调人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天人分离，严重对峙，并由此否定了天人合一。在科学观和唯物论的结盟下，儒家的天人合一学说被作为反面教材肆意曲解，或批判得体无完肤。拨乱反正之后，科学批判的眼光有所收敛，对传统的理解多了一丝温情和敬意，天人合一又渐渐成为被肯定、具有正面价值的思想。
在这个转变过程当中，除了社会意识形态的因素之外，天人关系的重构式理解——由对抗变为合作、由二元对立趋向于同一体的建构，这一内在要求的转向促成了对天人合一学说的重新审视和评价。既然科学解释并不排斥天人合一，那么天人合一当然就可以按照科学的逻辑来进行阐发和说明，于是乎，当代儒学与生态哲学之间便形成了结盟的关系，对天人合一的解释也大多沿着生态的思路前行。以往的新儒家诸哲所苦心孤诣坚守和揭橥的天人合一义理，也成了新时代儒学发展的不竭动力。杜维明就认为，钱穆、唐君毅、冯友兰的相关论述，已经构成了儒学“生态的转向”，用“他们所钟爱的传统为形成中的‘地球村’带来了信息”。
但是不是简单地回到东方思想，就能够解决过分的物欲膨胀所带来的对自然的戕害，遏制对地球过度的开发利用，以及人类理性的狂妄？实际上，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当代中国的传统意识和具有活性的历史资源无比地稀薄，我们要真切地感受这样的传统，在现实社会中是何其困难，唯科学主义和过时的旧工业时代的价值依然泛滥，在盲目的竞速发展和无节制的开发利用中，对自然的敬畏之情仍显匮乏。近些年来，生态问题日显突出，但环境保护意识、特别是它的可以操作的手段，并不是来自东方，而是仍在依靠发达的西方的输送，就像工业化的过程一样，还是亦步亦趋。狄百瑞 Theodore de Bary在《东亚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一书中，用反讽的口吻说道：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既然东方哲学以“自然神秘主义”的形式往往被看作是对这类运动的一种鼓舞力量，我们便有了一个明显的悖论：西方以其文化的与政治的多元主义接受了东亚传统的某些方面，而现代的东亚几乎是带着一种复仇心理经历了工业化和商业化之后，却在控制污染的斗争中落后了。于是在这方面，东方与西方的会合和交融就已经走到了这种地步，即现代的东亚可能需要赶上在西方所体现出来的某些东方最好的传统。
这的确是一个悖论，其中包含了几多的苍凉与无奈！试图用科学主义的生态观来呈现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价值，往往是难以自圆其说的，尤其是在面对现实境况时，不知是庄周梦蝶，还是蝶化庄周？
二、学术史的研究和阐发
站在现代学术的立场，用历史研究的方式来描述和分析天人合一问题，在学术史、思想史领域里积累了丰厚的材料，使之成为当代研究的主产地。一大批学者从史料的爬梳入手，用文字考证、概念辨析和范畴释义的方法，把握思想的脉流，阐发不同时代、不同背景下的各种人物对天人合一观念的理解和叙述，构成了丰富多彩、多元多样的思想图景。正像余英时所说的：“‘天人合一’这个论旨自汉代以来争议不休，近二十年的新论述更是汗牛充栋。”他将历史上的“天人合一”说分为三个阶段：西周至春秋战国之际，为第一阶段；战国诸子的思想是对“天人合一的突破时代”，为第二阶段；战国晚期到秦汉时代，是“天人合一的预设发挥其最高最大的效用的时代”，为第三阶段。这三段大概只能算作“天人合一”说的显著时期，之前“绝天地通”的巫觋文化及更早的神话传说，以及秦汉以后的漫长历史，特别是宋明理学对“天人合一”别开生面的新理解和新阐释，都是不能轻易忽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