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行仓库保卫战

四行仓库保卫战

本文核心词：八佰
（转自网络）“四行仓库保卫战”从开始就是一场“政治摆拍”。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不久，中国军队与侵华日军在上海进行了抗战中第一场大型会战——淞沪会战。
这场会战打得很惨烈，国军最精锐的德械部队中央教导总队及87师、88师悉数登场，可经过三个月的鏖战，国军共投入80余万人，伤亡30万，而日军仅投入20余万人，伤亡4万。在兵力4倍于日军的情况下，伤亡人数却是日军的近8倍。
会战打到10月，中国军队面临被日军合围的危险，不得不向沪西撤退。
而与此同时，国际联盟召开大会，指责日本违反《九国公约》和《巴黎非战公约》，并决定于11月初在布鲁塞尔就中日冲突问题进行讨论。蒋介石对此寄予厚望，他希望借由国际舆论，迫使日军停止进攻。
蒋介石认为在上海留下一支孤军坚持抵抗，表明中国军民抗击外辱的决心，大大有助于赢得国际社会的同情。
因此，10月26日，88师师长孙元良接到上海战区最高指挥官顾祝同的电话。顾祝同说：“委员长想要第88师留在闸北，死守上海。你的意见怎么样？”
这里必须要科普一下这个88师师长孙元良。孙元良作为黄埔第一期的学生，是蒋介石嫡系中的嫡系，但因为屡屡临阵脱逃，被人起了不少外号，如：“小岱宗”“飞将军”“长腿将军”或者“逃跑将军”，总之都是在讽刺他跑得快。他分别在北伐、抗日、解放战争中三次丢下部队自己逃命，气得蒋介石差点枪毙了他。
孙元良不仅贪生怕死，而且贪财好色。他在上海期间贪污了国防工事经费，还企图强奸前来劳军的女大学生，并扬言说：“英雄总是和美人联系在一起的，自古英雄都喜欢美人，尤其是我们在上海作战有功，做这一点小事没什么。”
就孙元良这么个人，一听蒋介石要拿自己当“炮灰”，当即表示拒绝，经过一番扯皮，孙同意留下一个团，掩护大部队撤离。可最终，孙元良又耍了一个小聪明，把原本说好的一个团，变成了一个加强营，并命令第524团副团长谢晋元作为这支孤军的指挥官。虽然孙元良是个脓包，但他手下的谢晋元倒是个硬茬子，他在遗嘱中说：“余一枪一弹誓与敌周旋到底，流最后一滴血，必向倭寇取相当代价。”
谢晋元之所以把战斗的地点定在四行仓库，首先因为这里是金城、中南、大陆、盐业四家银行共同出资建造的货物堆栈，高大坚固，易守难攻。更重要的是，四行仓库与上海公共租界隔苏州河相望，相当于就在欧美各大国的眼皮底下。对于“政治秀”来说，这里是最好的舞台。
进驻四行仓库后，孤军们重新布置防御工事，坚壁清野。
27日凌晨时，国军主力部队已经撤往沪西，据孤军战士之一的杨瑞符回忆，他在四行仓库中，看到外面的难民如潮水般涌动，人命如草芥一般。
战斗打响前，谢晋元又召集全体将士，动员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是中国人，要有中国人的志气。现在我们四面被日军包围，这仓库就是我们的根据地，也可能是我们的坟墓。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就要同敌人拼到底!” 可见，他当时已经抱定了必死的决心。
当天下午两点，孤军用架在楼顶的机枪伏击并歼灭了第一波来犯的敌人。随后，100多名日军在坦克的掩护下再次向四行仓库发起进攻。眼看日军的坦克就要冲进仓库大门，敢死队成员陈树生浑身绑满了手榴弹和炸弹，从顶层跃下，与敌军的坦克同归于尽。陈树生是四川人，生前他在一件白汗衫上给母亲写下血书：“舍生取义，儿所愿也！”
由于日军害怕流弹落入公共租界，因此未使用重火力攻击仓库，加之孤军的奋勇抵抗，孤军在第一天的保卫战中只阵亡两人，伤4人，却歼敌80人。
公共租界万国商团司令斯马莱特目睹了整个战斗过程，他说：“我曾参加过欧战， 但从未见过像中国这样英勇善战的军队。”
当晚，有外国记者通过租界向四行仓库递进一张纸条，询问仓库守军人数，为了自壮声势，谢晋元答复：“八百人”。
28日清晨，谢晋元通过电话请求上海市商会支援粮、油、盐。上海各界立刻被动员起来，不到一天就募集了 10 大卡车物资，据传，大佬杜月笙也命人送去了20万个烧饼。
之前我们已经提到，蒋介石把“四行仓库保卫战”看做一场“政治摆拍”，从效果上看，这场“摆拍”是成功的，但其结果并未博得西方社会的真正同情。早在10月24日，负责国府外交事务的顾维钧就在密电中写道：“依照目前形势，会议无成功希望，此层我方须认识清楚。 ”
因此，在蒋看来，再继续让“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已无意义，倒不如顺势而为，让他们撤离战场。10月31日，蒋介石电令孙元良，命令四行守军撤离。
令人唏嘘的孤军营四行仓库保卫战前后共四日，孤军阵亡9人，伤28人，共歼敌200余人，摧毁坦克两辆。随后，他们安全撤入公共租界中的中国银行仓库。但租界方并未按照事前的约定，放孤军通过租界后与沪西的国军汇合，而是在日方的威胁下，将孤军软禁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