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经历了最长最难的异地恋(2)

 
    此时她早已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从严氏幼儿教育毕业后，她便进入严氏幼儿园和朝阳观幼儿园工作。她听闻他的父亲失业，染上鸦片，他把在美期间本就少得可怜的补贴，省出来接济拮据的家。他本可以继续攻读硕士，却因为要赡养弟妹，决然回国。
 
    1914年，她随家人去大沽口码头迎接出国考察的严先生，听说同行的人中有他，她踮起脚尖，不停地张望。终于看见了一抹久违的微笑，一如既往的沉默，洁白的牙齿在阳光下闪烁出美好的光泽，全然不见苦难的影子。那一刻，她似乎又回到了十年前的那个冬日……
 
    归国后，他在天津基督教男青年会任干事，业余时间她也会在女青年会做工作，一来二去，两人终于算是正式认识了。不久他被派到清华任教，担任物理系主任。那一年，他26岁，作为系主任，他很年轻，但作为那个时代的男人，早已是大龄。好多人为他保媒说亲，却被他一一拒绝。直到年近三十，他才同意了一桩婚事，介绍人是严范孙先生，对象便是她。
 
    大婚之前，闺蜜陶履辛赶来劝阻：“告诉你，梅贻琦可是不爱说话的呀。”她坦然笑道：“豁出去了，说多少算多少吧。”他的品性家境，她又何尝不知，但她依然欣赏他，义无反顾。

 
    1919年，大婚之际，朋友送来喜联，好几幅的上款都把“月涵”题成“悦韩”，他对她的真情，众所周知。
 
    嫁给寡言的梅贻琦，也嫁给了严于律己，极其检朴的梅贻琦。这对妻子而言，无疑是更大的考验，但她懂他的沉默，欣赏他的为人品德，爱他的所有。四十三年的陪伴，她始终如一，异国，贫穷，死亡都从未将他们疏离。
 
    大约是那时的诺言太过沉重，亦或是那时的情感太过慎重。我用数十年的时间，兜兜转转，让爱你成为信仰，让自己成长为战士，我们共御风雨，无猜无忌。
 
    她为他育有四女一子，在天津，身怀六甲，也依然放他远行，还告诉他，积贫的夫家，年弱的幼弟，年幼的孩子，一切有我，单薄如她，一个人撑起了两个家；清华南迁，她随他奔往昆明，战火纷飞，他把工资拿来接济校用，把困难学生的名额让给了别的学生，自己的孩子却交着全额的学费。而她虽身为清华校长的夫人，却靠着摆摊卖糕点，卖旧衣服度日，贴补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