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我的打工岁月(2)

机会越来越少,收入低带来的生活压力越来越明显。和很多上世纪90年代初来到深圳闯荡的朋友聊天,那个时候,虽然一个工厂的工人只有二三百块的工资,但还是可以负担娱乐生活、社交生活的开支。至少那个时候看场电影,不像现在动不动就要五六十块——翻倍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普遍工资增长的速度。
如果拿越南还有柬埔寨的最低工资水平和中国比较,有些人会觉得,中国的工资水平算是高了,却忘记了把这样的收入和基本开支进行比较。在这一点上,越南还有柬埔寨,有点像刚刚改革开放的南方,就算是这样的收入,也能够维持一种算不上体面,但是却能满足基本需求的生活。而且,那个时候的工厂工人,只要努力、敢闯,不少人都能够成功地经营自己的小本生意,而现在,创业的门槛,也高了许多。
虽然越南还有柬埔寨的工资水平不高,但是,因为拥有工会,所以工人们的权益很大程度上能够获得保障。这一点,在今年去柬埔寨的时候感觉特别明显,虽然因为配额以及税收的优惠,当然还有成本优势,大量的中国工厂,特别是制衣厂办到了柬埔寨。但是这些工厂的管理者需要面对让他们头痛的问题,就是工会太多,柬埔寨的朋友开玩笑,可能工会的数量,超过了工厂的数量。

虽然工会的强大会让资方担忧成本增加(欧美工厂的转移,很大程度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但是跨国企业的这种双重标准不可能一直持续。那些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加,民众权利意识的苏醒,或迫使资方提升自己的标准。
中国在充当了三十年的世界工厂之后,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这样的改变。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投资者把劳动密集的加工企业转移到其它的地方,其实是在用另外一种方式提醒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需要进行转型。
之前,不是很多人提到过“腾笼换鸟”吗?那些打着高科技产业名头的加工企业,其实也不可避免地要选择了。留下来,面对新的劳工环境;或者离开,寻找新的世界工厂乐园。或许,现实在告诉那些跨国企业,依靠低劳动成本的日子,也应该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