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少女像只被寄养的小狗

一 15岁时的我，有个习惯，心里塞满委屈，便跑到离街道不远的那个废弃厂房，坐在锈迹斑斑的大机器上，将每个指头包括脚趾的指甲剪个遍：厂房有小半个操场那么大，里面堆满陈旧的机器，氧化后它们只能被称作废铁。废铁也有人要的，一片八毛钱，在那个一碗刀削面一块五的年代，觊觎的男孩子有不少。 看守这里的伯伯逮住过几个，送到派出所，一说叫老师，人就瘫软。学生嘛，总归怕老师。 我除了怕老师，还怕那个家。50平方米的旧单元，五个人住，二伯二伯母，堂哥堂妹，还有我。每天清晨起床，二伯母的声音永远那么尖细：“江海，你昨天帮我买盐找的零钱呢?什么?没有，那我告诉你，今天的早餐费也没有，你以为咱们家是金库，我和你爸养这么多人容易吗?” “江溪，你头发还没梳完，你是相亲还是上学呀?什么?梳你堂姐的头发，你怎么好的不学，光学一些不三不四的。
” 我永远是默默无声的那一个，努力将自己缩小，缩小，可这50平方米的房子，因为我的存在，显得更加狭窄。不是没有自己的家，父母厂子破产后，去深圳打工，我被寄养在二伯家。妈妈信里叮嘱我，人要知道里外。 外人就不该孩子们分糖你也抢，就不该吃完饭抬起屁股就走，更不该恰好你在家时家里丢东西。 算你倒霉!我坐在厂房的机器上，给剪好的指甲涂一层淡蓝色指甲油。那年，小地方的人只知道红色指甲油，妈妈从深圳寄过来一瓶蓝的，让我送给二伯母。 我没来得及送，抽屉里的钱就少了，二伯母将江海和江溪骂个半死，对我却是一个字也没有。后来，抽屉换了锁，比以前更大更重的锁，硕大的钥匙挂在二伯母的裤腰带上。邻居见了常调侃，二伯母少不了一番诉苦：“你不知道啊，家里人多啊，人多嘴多，眼多手多哟。” 那次丢钱后，我就成了这个家臆想中的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