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八重樱下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1934年，日本横滨的一所教会中学里，他叫保罗，她叫苏珊娜。出了校门，同学们叫她小林加代，叫他大岛一兵。 他对她说：“你还是叫我郑左兵吧，这是父亲给我取的名字。”加代垂下美丽的双眼，她哈下腰，郑重地说：“哈依。”两个人一前一后结伴回家，左兵在前，加代在后。 他高高瘦瘦，晃晃荡荡地走路，有一种桀骜不驯的气质。她穿着校服，踩着小碎步，微微地弓着背，像那个时代典型的日本少女。要过桥的时候，他会站定，扶她一把。两人并肩走上桥，然后下桥，继续一前一后地走。他们不说话，然而走得安然。 街角有一株很大的八重樱，枝丫重重叠叠，平日不惹眼，一旦开起花来，满树的绯红热闹出万种风情。他们走到树下，他站定，等她赶上来，客客气气地说：“撒哟娜拉。
”然后，他向右拐，进入一条青石板巷；她接着往前走，不远处就是她家的米店。回到家，女佣人迎上来接过她手中的书包，热情地向门里喊一声：“二小姐回来啦。”左兵家里，迎接他的只有母亲。 左兵的父亲郑孝仁是在日本经商的广东人，开食杂店，生意很好，于是买下了16岁的大岛由纪子作为外室，而他在广东老家还有两房妻妾。郑孝仁每年在日本住4个月，由纪子生下左兵后改为住5个月。丈夫在家时，由纪子穿戴整齐殷勤服侍；丈夫不在时，由纪子卸下钗环勤俭度日。左兵4岁时，老家的人催郑孝仁回去，于是日本的生意由管家代做，由纪子每月去账房领一笔钱，仅够糊口。郑孝仁一年半载来一封信，叮嘱由纪子照料左兵。左兵该上学了，由纪子收到账房转来的一个红包，包里有一叠钱，红纸上写着——左兵的学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