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当一个标准产品

今年高考刚放榜，7月7日一清早，我就收了条短信：“我女儿陶雨晴，已被香港浸会大学录取，应该是写作特长起了作用。老陶。” 老陶也是个记者，大约3年前，为了女儿念书的事，他曾找不少朋友咨询过。那会儿，老陶的妻子刚病故，女儿正值青春期，酷爱写作，喜欢看课外书，经常不交作业，老师也管不了。最后，学校逼着焦头烂额的老陶，要么带女儿看心理医生，要么休学回家。 收到短信后，我回了一条，祝贺他们父女俩在激烈的高考大战中获胜。 老陶很快回复道：“不能说胜利吧？只是在这个教育制度下挣扎而已，分数只有560，在对付高考方面只能算及格。我觉得有个问题值得探讨：孩子的天赋，到底有多少值得维护发展的价值，家长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和体制的矛盾。” 是啊，现在不知有多少孩子和家长，被这个问题困住、难住。 “一上学，就完了，她再也没有快乐过” “我不是好人，别写我！
”19岁的陶雨晴，大声嚷嚷着。我一下愣住了，这样拒绝采访的人，还真没见过。 “你怎么会不是好人呢？”我小心地追问。 她的一通话，又把我给噎住了：“我不是报纸上宣传的好人，我没救谁，也没捐过钱，采访我干吗？” 陶雨晴是个单眼皮的女孩，人长得挺瘦，胳膊细细的，头帘有些长，一低头，能盖住上眼皮。 老陶柔声相劝：“你是个好人。只不过，不是老师心目中的好学生而已。” 采访是在陶雨晴的房间里，屋里有张单人床、一张长条大书桌和书柜。桌上堆放着《梭罗集》、《史怀泽传》等书，书柜里没有一本关于高考的书，大部分是自然和生物方面的，像《人与虫》、《生命之科学》、《瓦尔登湖》、《昆虫记》、《纽约时报科学版》、《感觉的自然史》等等。在书桌前坐了一小会儿，陶雨晴就抱了本书，跑到客厅的沙发上看去了，撂下我和老陶。 谈话时，老陶时不时地要喊上一嗓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