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逝去了的岁月(2)

房间低矮，灯光很暗，我们请电工偷偷地在铺位上方扯了一根电线，安上一只15瓦的灯泡，挂在一根凉衣用的木棍上。昏黄的灯照，静静地读书，只有那个年代的人才做得到。电视也有，不过要出门走200多米，到另一个单位去看。那是一个建筑公司，听说那里的工人工资很高，单位也较富裕，于是出资购买了一台公用电视。那台电视，有18英寸吧，这在当时应是全县之最了。我去看过一次，顶着雪，脚下一滑一滑。终于找到一个地方站下，正巧播放几个相声小段，是李文华的，江昆还是毛头小伙子。电视面前，人山人海。天冷，我裹紧了围巾和大衣也还是站不住，脚趾冻的生疼。只可惜，屏幕上的雪花比头上的雪花还要大。有急性子的人不住地乱调频道，一睹气，就再也不想去了。她从来不去，一个人，在屋里静静地读书，背大纲，查词典，运算各种繁杂的习题。她的书很多，有二十几本吧，国内国外的都有。
在当时是这么认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岩》、《小萝卜头》、《红与黑》，等等。我一本一本都拿来看。《小萝卜头》是他哥送给她的，她一直很宝贝地收藏着。有本《基督山伯爵》，她在背题的间隙，每天上班下班毫无选择地看上它们一眼，似乎一点也不生腻。那本书是她同学的，他也在我们厂里，她说他们正准备一同考学，但她没有说出他的名字。她读小说很慢，有如她的性格，或者她那不动声色的笑容，欢喜的时候，要慢慢地在脸上漾溢开来。那本书，直到她离开，似乎也没有读完。那时候，她十八岁，我也只有十六岁，小小的年纪，为了早一点参加工作，我们都采取了放弃高中最后一年学业的极端做法，等我们真正走向工厂，正真品尝到了劳动者的艰辛之后，那些美好的追求和纸上谈兵的事业，一下子在现实中土崩瓦解，纷纷动摇。她选择了读书，背书，不停地做习题，她的目标是用二年的时间考上师范，然后远远地离开工厂。

她读书的心思用的很巧，但是在劳动技能的掌握方面，却一点都不开窍。她在车间做的是装纬工，那是所有纺织工种里最简单不过的劳动了，有人学的很快，手指翻飞，不久就上机位**操作了。她却不行，一双白颀柔嫩的双手，一拿起纬管和木梭就不听使唤，线头一边在手里捻动一边发抖。她因此而恼，而恨自己不行，用眼泪表示软弱和屈服。师傅也很为她着急，手把手教也无济于事，人前背后，只埋怨她一个字——笨。于是就哭。她手忙脚乱，好不容易熬到下班，回到宿舍就躺进了被窝，不吃不喝，也不梳洗，百喊不转。我只好坐在她的身边，手里捧着满满的一杯水，那水是放了方糖的，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着它，渐渐变凉。她一直都在复习初高中的课程。她的母亲是高中教师，对她要求很严。此后的我们，谈理想，谈未来，谈前途的遥远和渺惘。谁能理解那时的渴望？
生命在茫然中沉默太久，就会显得焦虑不安起来。她说，她一定会考上大学的，在她参加工作之前，她是班上最有实力考取大学的学生之一。她有一个哥哥，下乡不到两年身体就先累垮了，先是腰疼，后来是胃溃疡，不得不回城静养。她的父亲早逝，母亲与一个奶奶住在一起，生活来源便是她母亲的那点工资。她参加工作的时候，她哥还没有把病治好。她从小身子骨弱，奶奶怕她再蹈哥哥的覆辙，急急的动员母亲把她送进了工厂。不管有多少惋惜，一切都不是她们的过错。终于考期临近的时候，她天天把时间安排的如同绷紧的弦。一个月后的一天，得到的通知是她被录取了，而他却没有考上。接到通知书的那天，他正在用一辆小推车推运一座红砖码起的小山。厂里垒砌新车间的院墙，为了加快进度，动员所有的职工挥膊上阵，单薄的身体，在七八月份的天气里挥汗如雨。一个老工人无意提到她的时候，“哇”的一声，一口白沫和着一股酸涩从他的胸腔里喷发出来，等人们回过神来，他已倒在地上人事不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