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恩师(2)

不料恩师竟于前夜辞世了，我泪如雨下。
师弟电话来再过一天早晨七点在南京城外的西山寺殡仪馆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我慌极了，我知道这是我这一生最后一次可能见到恩师了。当晚很晚我委托我的好友在网上帮我订了票，于第二日晚连夜赶赴南京，老同学帮我安排了住宿，这一夜几乎不眠，凌晨四点就起来坐着，一个人到外面走了走，夜很静，马路上偶尔有车疾驰驶过，疾驰驶过的还有历历往事。
记得那个雪夜，是周末，我们两宿舍的男生去校外的小酒馆拼酒，醉者大半，我们宿舍老大醉倒在校园雪地里，幸好被宿管员发现，并报告了学校，老大也“有幸”坐上了校长的专车去医院，一时轰动。气得学生处的那个处长破口大骂我们，我们醒来后都诺诺，不敢多语，学校本来要严惩，后来在恩师的努力下只在大会上检讨，没有记录档案等等过重的处分。我想我的兄弟们都是接受了教训的，后来他们在各自的单位里风生水起已是明证。
毕业后，我回到原籍一所高中任教，并没有觉得不好，只是觉得寂寞，毕竟辛苦读书跳出了农门，吃了公家饭，父母亲也是特别高兴的。而我并不快乐，我并不能适应应试教育之种种管理。我发奋读书，又要功利的“教”学生们学习应付考试，内心焦虑不已而又无可奈何。

那一年，恩师去我在的城市开会，她一开始并不知道我在哪所学校，是通过教育局的领导找到了我，说没有把我留在南京颇为后悔。我后来明白，“人事”之事，是个人意愿所能，又有所不能，我其实并没有奢求，我是能接受现实的，尽管我有澎湃的心。
我最终决定离开学校是在我连续带了两年高三之后，我越来越不能安下心来，也常常被汪洋大海般的所谓题目弄得焦头烂额。尽管我和学生们关系极好，但我已经无法用可能的人文情怀在那样的环境里处世，无论如何我决计要走了，仿佛如鲁迅先生一般，逃异地，寻异路，寻求别样的人生。
我的离开，老师后来知道了，担忧不已，我后来终于在沪安下家来，她又很为我高兴，虽然远离了主弦律，但对美好良善的坚守她知道我是能做到的，她也知道我不是一个自暴自弃的人。我是有如陈毅说的“拿不了元帅杖就去拿铁铲”的勇气的。
后来老师六十过寿时，我特地去了，我看到了高朋满座，也看到了老师脸上洋溢的喜悦，她握着我的手说：“你能来，就是我今天最大的礼物。”我笑了起来，内心里充满了喜悦和感动。那么多人需要她照应，她还是把我拉到一个角落里送给我一个她从澳大利亚带回来的水晶挂件，我收下了，默默感受着老师的善良和体恤。我吃饭的那一桌，有上下几届的中文系的学生会主席，他们有的已经官至“处”级，而我草根一个，但那一天我确实谈笑风生，因为老师高兴，我也很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