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龙随笔：我那两年纸醉金迷的生活(2)

我这大半年的生活就是给各类企事业单位员工讲课，顶着大学老师的帽子。如果他们钱付得够，还会安排在大学招待所里住一两个星期给他们贴贴金，我那时候的教案写的比高考作文还用心。因为忠诚，也因为禽兽想要省钱，禽兽要求我在那半年实习期之后尽量推掉大学生的课为他工作，报酬就是各种企业“买一送一”的红包。事实上，我也已经乐此不疲，因为遗传原因，我没能学会喝茅台，但学会了抽烟，我记得当时有一种银色包装的“大白沙”，很贵，济宁毛巾厂的老板送给我好几条。禽兽越来越信任我，我的工作也就增加了一项——收钱。那些动辄可以抵用全年生活费的巨款被我装在斜挎包里，从城市郊区的企业里带到学校旁的银行。那时我已经习惯打出租车，五六块钱的小蹦蹦已经不考虑了。即便到了今天，我都再没能体会到那时的富足感。
从大学里每个月只能花100多块钱，到每个月都有三四千块的收入，我半夜打的回到泰安的学校寝室时趾高气扬，把一整条“大白沙”送给那个老是欺负我的大个子，他就会改口叫我“大哥”。偶尔有个周末不用应酬，我就请另一位老乡同学去附近的馆子，我说，随便点，这个龙虾不错的。后来，我坐了人生第一次飞机。禽兽拉着他在工商局的老搭档去上海参加展会，当然，实际目的是去长三角拜访各种企业，听说，南方人比山东人更慷慨。确实慷慨。在浙江温州的一个小镇上，老板请禽兽和那位身着工商制服的官员在金碧辉煌的五星级酒店共进晚餐，陪同的还有一位据说已经70多岁的退休老镇长。酒足饭饱，老板说，秦老师，累了吧，我们去休息下。于是，出门一转，是间五彩斑斓的夜总会。我没有理由不跟着进去，我当时刚20岁出头，早就想去见识一下。

姑娘们鱼贯而入。我现在仍能清晰回忆起那些高叉裙，鱼鳞般闪着光。正当我的心几乎要跳出胸腔时，满头银发的老镇长轻车熟路地起身揽过一位长头发的姑娘，深深地陷进了对面的沙发中。我睁大了眼睛，也分辨不出他们在做什么。接下来的时间比心跳更快。老板把姑娘们逐一分配给他的客人，秦老师和同样已经满脸皱纹的工商局官员看来也没怎么经历过这样的场面，正襟危坐了好几分钟，才渐入佳境。可是，我呢，我该怎么办？我记得那姑娘似乎说她名叫小红。我僵直地坐在那里和她聊天，听她唱《别问我是谁》，直到她凑过身来吻了我，说，要不要今晚我陪你？慷慨的温州老板及时起身，给每个人，禽兽，官员，镇长，我，每人发了一叠钱，说，大家早点回房间吧。相信我，我并没花掉这笔资金，回到山东，我买了部手机，诺基亚。拿着这部诺基亚，我站在学校门口，身后助动车如鲫过江。
后来我才明白，很多时候，做决定并不需要什么理由，就像你突然就不爱那个姑娘了一样，嘈杂的马路边，我突然就厌倦了再当这个每天觥筹交错的培训老师。这不是我想要的未来。毕业时，我选择去大学里正儿八经的教书，每天殚精竭虑的考虑怎么样把知识教给学生，又不让他们睡着。这样，我也就有理由告诉禽兽，我确实帮不上他的忙了，我白天得上课。最后一次见到禽兽，是大概5年前。当时，我已经辞职加入了公务员队伍，但因为办理手续的缘故，要回学校老大楼。挤进破旧的电梯，忽然听到逼仄的空间里有熟悉的声音在叫我的名字。禽兽还是戴着那幅茶色的眼镜，而我连寒暄竟然都失语了，唯唯诺诺地不知说什么是好。接下来的时间比电梯更慢。好不容易到了底楼，我像是要逃离废墟一般仓皇，讪讪地说，秦老师，那我有事先走了。只听得禽兽在电梯里似乎在和他的同事说，这是我以前带的实习老师，好好的教授不去做，去当公务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