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之恨：家人逼我做二奶来养活全家(6)

香港的消费水平很高，高明调回香港总部后，经济压力大了许多，每月最多只能给我打4000元过来。这4000元，要养孩子、付房租水电、保姆工资，还要给父母寄钱回家……一个月下来，所剩无几。我已无路可走，只能硬撑着，如果高明这时放弃了我们母子，我们将陷入绝境中。
思前想后，我还是不想屈从命运。我报名去学电脑，初、中、高级三班连着报，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学会所有的东西。谁知就在初级班即将结业、我又看到一线希望的时候，母亲脑血管硬化，一定要我回去一趟。没办法，我只得放弃了学习。高明给了我8000块钱，我带着孩子回了老家。在家不到一个月，我带的8000元钱，加上4000块的私房钱，都花了个精光。等到母亲病情稳定，囊中羞涩的我赶快逃也似的回到了深圳，回到做二奶的命运中。
我从未如此深切地感到钱的重要性。儿子的花费越来越大，光是奶粉一个月就要近千元；弟弟和妹妹丝毫不体谅我的难处，仿佛我是他们的免费银行，总是三百五百地要钱；家里的一切人情来往，父母也会在第一时间通知我寄钱回去。我不敢不给他们，一个二奶剩下的最后的一点自尊就是“钱”！
现在的我毫无独自生存的能力，每次路过万佳商场，看着那些忙碌的女孩子，我都忍不住悲从中来。一只被养在笼中的雀鸟，即使主人愿意放飞，它也扇不动翅膀，主人的施舍是它的一切。

2003年9月，高明香港的老婆失业了，他来深圳的次数越来越少，也不再用含情脉脉的眼神看我，总是皱着眉头叹息：一个人要养两大家子，太难了。听懂了他话中的含义，我无声地哭了。被他剪掉羽毛的笼中鸟，万一被抛弃，该怎么活下去呢？也许，连二奶也做不成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