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仇不成父子

一一个场景定格在我人生的开始：那天医生确诊我患上了青光眼，有可能导致终身失明。后来，妈妈带我千山万水地治眼睛，爸爸在家里上班加班，维持生计。我们经常会在异乡的医院里，或者某乡村旅馆里，接到来自沈阳的爸爸的汇款，还有搜罗来的宝贵的全国粮票。药没少吃，路没少走，最后回到家，视力还是彻底消失了。
记得，爸爸第一次跟我郑重地谈话，也仿佛是对着我的未来谈话：儿子，爸爸妈妈尽力了，治病的钱摞起来，比你还高，长大了，别怨父母。我有点手足无措，想客气两句，又有点心酸。
我爸爸叫周丛吉，老家在辽宁营口大石桥。上世纪60年代大饥荒时跑到沈阳当工人。他是个挺聪明挺有情趣的人，或许晚生几十年，也能搞点艺术什么的。
他爱养花，我们家门前，巴掌大的地方，他伺候了好多花花草草。上世纪70年代末，电视机像个飞碟似的，降临在我们贫瘠的生活中。先是邻居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我们整个向阳大院的孩子们，都炸了锅。每日，流着口水，盯着人家的窗户。接着，排着队，帮他家劈劈柴，打煤坯，就为了晚上能搬上小板凳，去他家看《大西洋底来的人》或者《加里森敢死队》。
这时我爸爸闪亮登场了。他骑上自行车，到沈阳的大西门电子零件市场，买线路板、图纸，埋头钻研，终于有一天，咣的一声，我家的“原子弹”爆炸成功了。桌子上，那堆三极管二极管，乱七八糟的线路，亮出了雪花飞舞的画面，穿西装念新闻的主持人，在雪花里扭来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