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先生

我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一边从事戏曲研究，一方面为文学创作而准备。写的第一篇文章是《忆罗隆基》。写毕，急急忙忙又恭恭敬敬地拿给丈夫审阅。他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专攻戏曲小说。就文学言，他是内行，我是外行。审阅前，我塞给他一支中华牌铅笔，并在耳边细语：“你看到有什么段落或句子写得还算好的话，就在旁边给我画个圈圈，以资鼓励嘛！”
他笑笑。一笑之间，我们的关系顿时从夫妻转变为师生。他坐着，我站着。近3万字的篇幅，他一页一页地看，我一刻一刻地挨。只见老公手里的笔一动不动，我心里凉了半截。看到最后一页，他画了一连串的圈圈。我知道这是专为“以资鼓励”才画的。瞅着这最后的圆圈，我都快哭了。
丈夫让我坐下，严肃地对我说：“小愚，你有丰富的经历和记忆。平时聊天，听你形容个人或说件事，都活灵活现的，可到了纸上，怎么就干巴了……”说话的口气像训孙子一样。
“你知道自己缺少什么吗？”
“缺少语汇呗！”我说。
“不是缺少语汇，是缺乏文学训练。”
哦，原来我缺的是文学训练！于是，我便开始了马拉松式的训练。每天读古诗古文古小说，又翻阅当代读物。为此，订了许多期刊，自认为比较好的作品，读后拿给老公鉴定。他有时像法官一样，盯着我问：“你说说，这东西好在哪儿？”一听这口气，便知道自己又看走眼了。几年下来，也还真阅读了一些当下作家的文学作品，特别是中篇小说。其中一个中篇，题目叫“死于合唱”，看得我兴奋不已，打听这个叫胡发云的作者是谁，还不遗余力地四处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