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你是我的父亲(2)
2023-05-14 来源:文库网
这唯一留下的瞬间记忆，经过几十年风风雨雨的拍打，竟化作我生命中的永恒。父亲，你哪里知道，你的沉默、微笑，连同你的一声叹息，是怎样地让你的儿子千百遍地咀嚼，温暖着、咬啮着他那颗破碎的失落的心！
还有挂在墙上的你的巨幅画像，留在我的记忆里的，仍然是你的严肃的微笑。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你亲自购置的南京武夷路22号小楼母亲的卧室里，你日夜陪伴着母亲，也时时从墙上望着我、哥哥和姐姐。我知道你在海峡那一边，却不怎么想念你——我们已经习惯于家庭生活中你的缺席。当年我们全家住在南京江苏路、中山东路的时候，你不是出差在外，就是和来往不绝的客人谈论公事，少有和家人闲谈的时候。但偶然瞥见墙上的你在对我微笑时，不知怎么的，我总有一种安宁感。“那是我的父亲，父亲。”我对自己说，同时有一股温馨袭上心头。母亲却时时念着你，每逢过年过节，总要多摆几副碗筷——为你，也为远在异国的大哥和三哥。这时候，我似乎感到了一种生命的沉重与悲凉，但也只是刹那的感觉，很快就忘了——那时候我还不懂人事。
待到你的画像从墙上取下，并且永远在家中消失时，我才开始感到你的分量，你与我以及全家的命运息息相通。起初还是中学生的我只觉得奇怪，想去问母亲，看到她一脸愁容，便不敢开口。还是“新奶妈”——长住我们家的女佣，你一定记得的——悄悄告诉我，四哥（他是共产党员，在南京团市委工作）因为家里挂着你的像，与你划不清界限，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我已经说不清当时的反应，仿佛觉得有些奇怪，又分明感到了一种精神的威压，而此后母亲死一般的沉默尤使我不安，从此，不祥的预感便笼罩着这个温馨的家庭。
考验终于降临到我的头上。1953年，刚满14岁的我，便提出了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改称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申请，这在我们那一代是天经地义的归宿，仿佛到了14岁，就应该、也必然成为青年团员。但我的申请，遭到了拒绝，尽管当时我是全校师生公认的品学兼优的模范生。面对这晴天霹雳般的打击，一阵天旋地转以后，我顿时产生了低人一等的屈辱感，仿佛刹那间我从天之骄子变成了二等公民。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番情景：我的入团介绍人、也是我的好友，一脸严肃地正告我，必须从思想、政治与行动上与反革命的父亲划清界限。“反革命？”我差点大叫起来，我怎能把已经渗入记忆深处的严肃、沉静、微笑着的你，与在我的观念中早已是十恶不赦的反革命联系在一起？在我这样的14岁的中学生的心目中，父亲与革命，都同样神圣，现在却硬要我在这两者中做出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这未免过分残酷，我感到了掏心挖肺般的痛苦。
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我的那位好友，整整一个暑期，每天都要到家里来说服我。我知道，那是组织交给他的任务，他自己也怀着极大的真诚与热情，希望帮助我闯过这一关。他总是不等坐定，就急急忙忙地把该说的几句话说完，然后突然沉默下来，用急切的眼光望着我。我知道他想让我说什么，我也真想说出他想让我说的话，那样，我们俩都可以松一口气，卸下那对于我们来说都过于沉重的精神负担，然后可以痛痛快快地去做我们愿意做的事——我的朋友当时正在狂热地学习作曲，我也正热心于作词，我们本是天作之合……但我怎么也说不出来，只能怔怔地抱歉地望着他；他也呆望着我，似乎也怀着某种歉意。时间到了，他默默地站起来，我也默默地送他到家门口，空气沉重得令人窒息。我真想恳求他不要再来，但第二天他仍然来了，在同一个时刻，一分钟也不差。
还有挂在墙上的你的巨幅画像，留在我的记忆里的，仍然是你的严肃的微笑。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你亲自购置的南京武夷路22号小楼母亲的卧室里，你日夜陪伴着母亲，也时时从墙上望着我、哥哥和姐姐。我知道你在海峡那一边，却不怎么想念你——我们已经习惯于家庭生活中你的缺席。当年我们全家住在南京江苏路、中山东路的时候，你不是出差在外，就是和来往不绝的客人谈论公事，少有和家人闲谈的时候。但偶然瞥见墙上的你在对我微笑时，不知怎么的，我总有一种安宁感。“那是我的父亲，父亲。”我对自己说，同时有一股温馨袭上心头。母亲却时时念着你，每逢过年过节，总要多摆几副碗筷——为你，也为远在异国的大哥和三哥。这时候，我似乎感到了一种生命的沉重与悲凉，但也只是刹那的感觉，很快就忘了——那时候我还不懂人事。
待到你的画像从墙上取下，并且永远在家中消失时，我才开始感到你的分量，你与我以及全家的命运息息相通。起初还是中学生的我只觉得奇怪，想去问母亲，看到她一脸愁容，便不敢开口。还是“新奶妈”——长住我们家的女佣，你一定记得的——悄悄告诉我，四哥（他是共产党员，在南京团市委工作）因为家里挂着你的像，与你划不清界限，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我已经说不清当时的反应，仿佛觉得有些奇怪，又分明感到了一种精神的威压，而此后母亲死一般的沉默尤使我不安，从此，不祥的预感便笼罩着这个温馨的家庭。
考验终于降临到我的头上。1953年，刚满14岁的我，便提出了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改称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申请，这在我们那一代是天经地义的归宿，仿佛到了14岁，就应该、也必然成为青年团员。但我的申请，遭到了拒绝，尽管当时我是全校师生公认的品学兼优的模范生。面对这晴天霹雳般的打击，一阵天旋地转以后，我顿时产生了低人一等的屈辱感，仿佛刹那间我从天之骄子变成了二等公民。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番情景：我的入团介绍人、也是我的好友，一脸严肃地正告我，必须从思想、政治与行动上与反革命的父亲划清界限。“反革命？”我差点大叫起来，我怎能把已经渗入记忆深处的严肃、沉静、微笑着的你，与在我的观念中早已是十恶不赦的反革命联系在一起？在我这样的14岁的中学生的心目中，父亲与革命，都同样神圣，现在却硬要我在这两者中做出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这未免过分残酷，我感到了掏心挖肺般的痛苦。
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我的那位好友，整整一个暑期，每天都要到家里来说服我。我知道，那是组织交给他的任务，他自己也怀着极大的真诚与热情，希望帮助我闯过这一关。他总是不等坐定，就急急忙忙地把该说的几句话说完，然后突然沉默下来，用急切的眼光望着我。我知道他想让我说什么，我也真想说出他想让我说的话，那样，我们俩都可以松一口气，卸下那对于我们来说都过于沉重的精神负担，然后可以痛痛快快地去做我们愿意做的事——我的朋友当时正在狂热地学习作曲，我也正热心于作词，我们本是天作之合……但我怎么也说不出来，只能怔怔地抱歉地望着他；他也呆望着我，似乎也怀着某种歉意。时间到了，他默默地站起来，我也默默地送他到家门口，空气沉重得令人窒息。我真想恳求他不要再来，但第二天他仍然来了，在同一个时刻，一分钟也不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