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辈的战争(4)

孙立人将军，对从小生长在黄埔新村的我来说，这名字是多么的熟悉、亲切，但又似乎是许多不幸的根源。在村上一个朋友家里，我曾看到一本印刷精美的英文杂志，整本都在介绍孙立人将军所率新一军的对日战绩。据朋友的父亲说，这是抗战时所编。村子边的黄埔军校，阅兵台作“立”字形，村上父老窃窃地说，这是大家怀念孙立人将军，才偷偷把它盖成这样子的。
五那次见了孙立人将军一面后，父亲的事业开始走下坡路。家中又开始为了钱成天争吵，父亲还负了不少的债。
此时我已在读高中，忘却这些忧烦的方法是混太保、打群架。高一、高二时，父亲对我在外闯祸不但宽容，还经常“很有办法”地替我解决问题。每当我被一个学校开除时，他就动用关系替我再找学校；当被我打伤的人找上门来，他悄悄地与对方在外面商谈赔偿，不让母亲知道。那时我却很少关心他，直到有一天母亲对我们说，其实父亲早已被肥料公司开除，并陷入一些金钱官司中。这时我才注意到父亲的改变，他变得消沉、静默，忍受母亲对他的数落，他已完全接受自己的失败，也不再想对我们证明他很有办法。
由于没考上大学，20岁时我必须入伍服两年兵役。我刚进入军中，父亲便入监服刑，不久被转入医院。新兵训练结束后，我被分发到金门，无法回台湾看他。父亲在从狱中寄给我的信里写道：“吾一生戎马，从未做出对不起国家社会的事，今受小人构陷……”我流着泪读他的来信。他说的不是真话，但我更能因此感受他的痛苦。为了生活，为了让妻儿及村上的朋友瞧得起他，他挣扎于做个正直的军人和有办法的大人物之间。

部队回到台湾后，驻地在新竹杨梅，离台北不算太远，我每个周日假期都到父亲的病床边陪着他。自己当了兵，曾站在金门古宁头眺望大陆，曾在营地里捡拾古宁头战役中被同胞就地掩埋的大陆军人枯骨，曾陪着那些归不得家的老兵喝酒高唱“我的家在山的那一边”，我这时才能体会父亲那一代人在台湾的挫折与对故乡的想念。他们从来没有离开那战场——即使现实的战场已化为每日柴米油盐的生活压力，即使战场已变为官场、商场上的尔虞我诈，他们还是生活在仁安羌、四平战役的艰苦与荣耀记忆之中，还是以黄埔军人自诩。有一天我进入父亲的病房，病床是空的。一个护士察觉我的惊恐，她对我说，放心，王先生去做检查了。我与那护士坐在空荡荡的病房内。她对我说：“你是王先生的儿子吧，你父亲常提起你，他很以你为荣。
”我听了心如刀割。混了几年小太保，又两次考大学失败，除了为赚点零用钱而在报上发了几篇散文外，我有什么可让父亲感到光荣的？在我退伍前半年，父亲终于去了。那晚台北荣民总医院打电话到军营里，营长要他的驾驶员立刻送我到火车站。到了医院，见到父亲容颜安详地躺在床上，我并未感觉特别悲伤，只是觉得，从小以来父亲一直佑护着我们的伟岸身躯，为何此时小了许多。办完父亲的丧事，半年后我在军中服役期满。往后的6个月，我每天至少花上15个小时读书，后来考入师范大学历史系。推动我的，以及后来一直推动我读到哈佛大学的，是我对父亲的感念——他以我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