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小姨子的悲剧婚姻(2)

书房一叙变成愉悦长谈，就读北京女子师范学院的小姨妹是高父续弦所生，热爱文学、见识开阔，两人从诗词歌赋聊到行游见闻，从社会责任说到男女婚恋，大有相逢恨晚之感。高君曼总有理由约陈独秀见面聊天。聊多了，风言风语就紧随而来。但思想前卫、举止洒脱的潮女毫不在意，严词抨击封建观念的陈独秀更是乐得与打破束缚的新女性交往，谁也不愿顾及人言而隐身自退。
继父陈衍庶曾以“退继”相逼，不料陈独秀根本无意继承遗产，封建家庭的任何干预都无济于事。面对众人的非难和陈高两家的指责，离经叛道的二人凭着坚决“自由恋爱”的倔劲儿，感情反而急速升温，陈独秀干脆以留学日本为名带上高君曼私奔，从此形影不离。
老死不相往来
1909年冬，归国的陈独秀与高君曼在西子湖畔结为伉俪。喜新厌旧的不伦之恋，在“众数”嘴里成了“有伤风化”，只有在“少数”眼里是侠胆温情的壮举。陈高两家一怒之下跟他们断绝了关系。但在婚姻自主与爱情甜蜜的巨大喜悦中，二人却享受了毕生中最安然自得的时光。高君曼常伴随时任陆军小学堂教习的丈夫走访友人，过着“徜徉在湖山之间，相得甚欢”的半隐居生活。

高君曼很喜欢这种彼此交心、稳定安宁的家庭生活。只是陈独秀报国无门的悲慨与惆怅，并未因这场幸福的结合而减轻，无意逃避现实、积极投身革命的入世精神让陈独秀刚过完初婚的蜜月期，就携妻走南闯北、屡遇风险。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陈独秀却忙着办报、演讲，掀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并推动“五四”运动爆发。家中之事，他已鲜于过问。高君曼为丈夫生儿育女的同时，也竭尽所能力挺丈夫的革命事业。但动荡、艰苦的生活轻易就击垮了她的身体，她患上了当时近乎于绝症的肺结核，整日不停咯血。高君曼并不后悔爱上“重事业、轻家庭”的革命家，真正让她心寒齿冷的，是陈独秀对家庭关系的偏执。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与前妻所生的儿子也来到此地谋生。延年和乔年二子白天在外工作，晚上却睡杂志发行所的地板。作为姨母和继母的高君曼看不过，也怕落得刻薄继子的恶名，便要求把二子接到家中食宿，不想陈独秀坚决不允。
一天，高君曼请陈独秀的好友潘赞化来当说客。陈独秀依然冥顽不灵，反而冲高君曼大发脾气，说：“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反生恶果。”见陈独秀不近人情到如此地步，一场口舌之争在所难免。自幼娇生惯养的高二小姐哪里受得逆来之气，吵到后来，二人竟动了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