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色：“二奶”的宽容天空(5)

弱势群体求助无门
“如果我自己有工开，早就跟他离婚了。”周女士说，面对丈夫“包二奶”公开化的行为，有独立经济来源的妻子当然会提出离婚。但像她这样的全职太太，顾虑就会多很多，往往只能含恨哑忍，最终走上绝路。
与国内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不一样，香港家庭大多育有不止一个儿女，作为妻子经常要同时照顾老人和孩子，繁重的负担常令她们难以继续坚持社会工作，造就了很多像周女士这样的全职太太。
“7年前生下小女儿后，我就辞了职。”周女士说。正是这一个决定，令她在面对家庭危机时成为绝对的弱势群体，“自己没有收入，孩子还小，全靠丈夫养家，如果离婚，以后怎么生活和抚养子女？”
最关键的是，香港法例里，对于离婚夫妻，既不像内地那样设立“过错”认定标准，在财产分配上向配偶有通奸行为的“非过错”方倾斜；也不像很多西方国家那样，绝对优先保护女性。
周女士这样的个案，离婚时若要争取财产和赡养费，还需另打官司。妻子因怕打不赢或争取不到赡养费，往往不敢轻易说“离”。
“香港法律尊重人性，讲求‘平权’，而非单纯强调‘妇权’。从人性的角度，婚姻中的出轨、包二奶等分属私人感情问题，难以‘对错’界定，若设过错认定，离婚案岂非成了夫妻双方互相指责的闹剧？”林满馨律师解释，“西方国家在财产分配上不问情由一味倾向女性，对男性同样显失公平。并非所有失败婚姻都是男方的过错，假如一段婚姻因为女方的问题结束，男方却要因此损失大笔财产，相信很多男性会选择不结婚。那么香港女性是否又会陷入‘嫁不出’的危机？”

而当记者问及法律界是否支持将“包二奶”纳入刑罚时，林满馨立刻表示：“法律是否应当过多介入私人感情领域？‘忠于婚姻’与‘自由支配身体的权利’哪个更重要？这些都需要作更多的考虑。”
显然，在追求绝对“人性”、“公平”和保护弱势群体之间的选择上，香港现行法律更倾向于前者。但在法律无情的“公平”面前，弱势群体的困境，又应如何解决？答案是无解。
在撒玛利亚有很多与周女士同病相怜的主妇，有的丈夫已经长期住在二奶处，根本不回家，连子女也不顾。这些妻子陷入绝望之中，经常都想以死解脱。
“遇到因为丈夫包二奶来求助的女性，除了给他们咨询调解外，通常还要启动防止自杀干预。”香港妇联执委兼社会政策研究委员会副召集人杨倩红议员告诉记者。
“姨太”当总理
女性弱势群体的境遇，与法律纵容下“包二奶”群体的张扬，形成强烈对比，这常常令林依丽觉得不忿。
尤其一些名流从来不忌讳利用权势财力将自己的“二奶”捧上“神坛”，继续冲击香港社会所剩无几的道德观念。
2005年，何家四姨太梁安琪在何鸿燊的支持下获选为香港著名的慈善机构“保良局”总理，2007年成为保良局节目统筹主席；三姨太陈婉珍则于2006年出任香港最大的慈善机构“东华三院”总理，并在2008年获授担任第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