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前怀家良同志(2)

月，我终于如愿从一所中学调入江北区文化馆当上了梦寐以求的文学干部。这时候，离区委书记方家良同志的距离还不知有好远。
后来，是1985
年吧，我算是一个比较活跃的业余作者，已经参加了四川省作家协会。重庆日报社两位筹创《重庆晚报》的同志商调我而去找家良书记。他这才知道在自己治下还有我这么个人（在他心目中也算是人才吧）。于是他打起了太极拳，支应一番，称自己不了解，请他们去找分管副书记。待他们走后，立即指示那位副书记：此人我们自己可用则留，不用则放。副书记心领神会，让那两位前去要人的同志碰了软钉子。当然，这是后来熟识以后，他告诉我的。不久，我就被安排到四川省文化厅举办的文化馆长培训班去学习三个月，回来被任命为江北区文化馆馆长：这可算连跳三级啦！中间还隔着辅导组组长、副馆长哩！用人不疑，此之谓也！就这样，我这个自身曾经有“红疤黑迹”的“黑五类子女”，一个只戴过红领巾的从来的“白丁”，一下就成了“科级干部”！

本着感恩戴德的思想，“士为知己者用”的传统观念，加上自己对这个工作的热爱，确实干出了一些成绩。于是我似乎坐上了火箭，步步“高升”，短短几年里，我升任区文化局副局长、局长，区文联常务副主席（主席由分管副区长兼任）。那一段时间，江北区的文化工作搞得生气勃勃，成绩显著，在各区县颇有名气，在市里也有地位。而这一切都是与家良同志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我不但在工作中接受他的帮助，而且也逐渐与他有了私交。他自己虽然说起来只读过中学，但是很喜爱文艺，喜欢和文化人交朋友，家里常常高朋满座，往来无白丁。他知我好酒，所以逢年过节经常蒙他招饮，叨陪末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