毗昙学家 僧迦提婆(2)

僧伽提婆，在洛阳译经时，长安的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姚苌取代了前秦，建立了后秦王朝，社会比较安定。姚秦国王姚苌和姚兴，都信奉佛教。所以，后秦的佛教，很快又兴盛起来。在洛阳的法和得到这个消息后，决定重回长安，而僧伽提婆准备南游，于是，二人分道洛阳，各奔前程。
东晋太元十六年（公元391年），僧伽提婆离开洛阳，前往江南。这时，寓居庐山的慧远法师，听说提婆南下，十分高兴，就大力搜索典籍，准备让这位西域高僧弘传真谛。接着，慧远把提婆接到庐山，安置在南山精舍，让他专心译经。提婆会见慧远后，二人商定，先译提婆最擅长的《阿毗昙心论》和《三法度论》。僧伽提婆这次译经，特别郑重，手执胡本，口宣晋言，临文诫惧，一章三复，去华存实，务尽本旨。因此，译本质量超过前译。慧远读后，宝而重之，并特为此二论作撰写了序言，盛赞其内容博大精深，其功用恢弘宇宙，其教化弦歌潜移，几乎达到空前的程度，而对僧伽提婆的译文质量之高亦是赞誉有加，序中说：“自昔汉兴，逮及有晋，道俗名贤，并参怀圣典，其中弘通佛教者，传译甚众，或文过其意，或理胜其辞，以此考彼，殆与先典。后来贤哲，若能参通晋胡，善译方言，幸复详其大归，以裁厥中焉。
”
这两面论的译出，使用权庐山僧团的弘佛扬教活动，达到了一个新阶段。慧远率领众弟子道生、慧观、道义、道慈、慧持等，深入研习，一时间形成小乘说一切有部经典的热潮。他们全面的接受了小乘理论，并认识到这才是最深奥的最精妙的理论。相反的又视大乘的《方等。经典为魔书。
僧伽提婆的译作，代代相传，流于后世，以至于今。而天竺和西域的原本，早己不复存在，全由汉译一一保存下来。实在是很珍贵的，僧伽提婆的译功永不可没。
三 京都弘教 讲授毗昙
僧伽提婆于东晋安帝隆安元年（公元397年）离开庐山，东游建康（今南京），受到朝中名流的热烈欢迎。卫将军东亭侯王‘王旬’特地为他建立了一座精舍，让他驻足讲授毗昙学说。一时间名僧毕集，王公名士也多来听讲。僧伽提婆精提论旨，言简意赅，条理分明的宣讲，使来听者兴味浓厚，渐有领悟，满载而归。
僧伽提婆曾为东亭侯王‘王旬’讲说〈阿毗昙心论〉，王‘王旬’之弟王弥对它尤感兴趣，他“听之及半，便能自讲”，于是，就在另一间屋舍里给僧人们讲起来。一位高僧说，王弥基本上讲透了〈心论〉，而在一些细微之处，还不够精到，这说明僧伽提婆讲解〈心论〉，宗旨精到，词义明析，阐发义理，明白晓畅，极富启发性。所以，佛教史上流传了这一段佳话。
僧伽提婆译、讲毗昙，江东风扉一时。那时，佛教与政治紧密结合，出家人参与政治，发生了很多腐败事情，引起人们不满，从而对佛教也进行攻击，慧远在庐山曾多次与上层周旋，很费周折，就是因为带有玄学性质的佛教，站不隐脚跟随了。虽然沙门的名声遭毁，但上层人物并未放松对他的利用，这就是必须采用一种新理论；思想敏锐的高僧们，看到烦琐的毗昙，倒是一种可以替代玄学的新工具。特别是由身处山林高标清流的慧远来提倡，从表面上看，疏远了政治，从思想上看，适应了社会潮流。就这样，烦琐的毗昙，便代替了清谈流行起来，以致稍后译出更为烦琐的〈杂心论〉。此后，还又出现了一批专门研究的毗昙师。
僧伽提婆在江南庐山译的第二部经典，是慧远请他重译的〈三法度论〉。这部经典曾为道安在长安组织翻译过，名为〈四阿含暮钞解〉。由于译文水平原因，译文不易阅读，待僧伽提婆译出后，慧远十分赞赏，虽称三法，而以觉法为主导，目的在于使人生觉（智）。所以，它是初学者的阶梯。慧远受到了新译的影响，写了〈法性论〉，来阐述自己的思想。其论文主旨主要针对旧说泥洹只谈“长久”，未明“不变”，所以特为说明“不变”之义。这种思想一直贯穿到慧远终年。
僧伽提婆承建康讲经的这年冬天，东亭侯王‘王旬’因阅读昙摩难提在长安译的〈中阿含经〉、〈增一阿含经〉，深感其文义未尽，校订不精，就召集在京城的义学沙们慧持等四十余人，组成译场，请僧伽提婆重译。由僧伽提婆的同乡沙门僧伽罗叉执梵本，提婆翻为晋语，让助手笔录整理。到来年夏天才译完〈中阿含经〉六十卷，还有〈增一阿含经〉五十卷。
僧伽提婆东渡华夏，在关、洛阳、江东译出很多经典。总计有百余万字。
僧伽提婆历游华、戎地区，备悉各民族风俗，为人从容机警，善于谈笑风生。与王公名士，僧俗士庶，无不热情相待，开讲宣教，诲人不倦，以听者悦悟为目的，实属难能可贵，所以，名盛江东。遗憾的是，僧伽提婆不详所终。
僧伽提婆为游化高僧，历经长安、洛阳、庐山、建康等地，在这些盛传佛教文化的重地译经讲学，专一毗昙，更得到朝臣的提倡和僧团的支持。所以，蔚为风气。在中国佛教史上堪称弘传毗昙第一人。